老子的《道德经》在汉唐时代原分《道经》与《德经》。《道经》三十七篇，从"道可道"起，到"天下将自正"。《德经》四十四篇。从"上德不德"起，到"为而不争"（诸本章句或有出入）。小篆本与隶属本的编排，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河上本与王弼本都以《德经》作下篇。现在通行的《道德经》都是以《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甚至《道德经》八十一章，根本就不再特别标明《道经》与《德经》的划分。从整个老子的思想体系来说，《德经》与《道经》有没有标明出来，谁先谁后，并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在老子，"道"是道，"德"是德，是两个很不同的概念。
近代，中国人把"道德"两个字连用，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是："合于伦理的行为，大众应当遵循的规范。"的意思。是英文里Moral,
Morality道德，道德学，伦理，伦理学的同义字。也与 Ethics,Virtue相通，不过，Virtue这个字多指道德的表现，如：美行，善良，高洁，贞操，廉直，守信，诚恳．．．等等。西方的哲学家们，长久以来就用很重要的篇幅来讨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和它们的内容。譬如，康德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说成：道德是不可执行的法律；法律是可以执行的道德。遂成了代表他的一句名言。在西方综合来说，道德归教会执掌，法律由国家执行。然而这种划分事实上又不尽然。譬如，十六世纪，实验科学始祖伽利略,是意大利王室尊敬的教授，"发明"了《圆形地转说》，违反了教会"大地是平面方形"的迷信观念而触怒教会，以致被监禁，处以焚刑。在欧洲同性恋除了教士以外，捉到了就活活烧死（这还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争执得你死我活的一个重要议题）。Witchcraft
异教（祈星禳斗，以草药治病延年益寿等，颇似中国的《方仙道》），被教会判为"邪教"，信徒被捉也都是活活烧死（有圣女贞德的著名故事）。教会不但执掌"道德"，而且强制执行。其暴虐的程度把夏桀、商纣都要比下去了。在东方，中国人张衡（东汉）发明创造《浑天仪》，他早在汉代，就知道天体运行是圆形的，比伽利略早了一千五百年。汉朝有名的皇帝们，从太祖高皇帝起，大半都是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受人普遍尊重的诸葛亮，也祈星禳斗。若是他们不幸生在欧洲，在教会的权威之下，恐怕都早就通统被烧死了。而老子所说�'"道"与"德"，其内容远远超越了过去的西方人和现代人们所理解的"伦理道德"概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道德经》虽有道和德两个字（注意：道和德两个字没有被连用在一起。），不能把它看做是一部专讲《道德伦理学》的书。
我们在以前的文字里，差不多已经把老子所说"道"做过了很详细，周密的介绍和说明。在《道德经》第38章，也就是《德经》的开头，老子又特别提出了"德"的概念和命题，似乎是有其特定的重要性，因为老子的《道经》有三十七章，而《德经》倒有四十四章。事实上，老子的《道德经》这部书，用现代最中肯的话来形容，就是：它是一本高等级的《整体管理学》，也是一部高层次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以培养领导和指导治国为中心。当然，现代企业也可以照样体会和运用其中的原理原则。从这个中心点出发，去了解老子的《道德经》，就会事半功倍了。
让我们先来看"道"与"德"，在老子的观念下，它们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在《道德经》51章，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是说：万物是从"道"而生，却由"德"孵育畜养而长成蕃衍。物质使万物得到形体，却又由各种变化的势力相激，而促使其完成。所以万物没有不都尊崇"道"，而珍贵"德"的。"道"之所以受尊崇，"德"之所以受珍贵，并没有因为任何人的命令使然，而是它们本身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因此，"道"生万物，却由"德"来孵育畜养，使它们繁殖，培育，成熟，结果，受到充分的抚养和保护。可是生育了万物却不据为己有。作成了万物，却不自己居功。作为万物的长者，却不强制宰割它们。这就叫做"深远之德"。
读过了这段文字之后，不禁有一个感觉，就象一个家庭，正常的家庭。父生之，而母畜之。父精母血，生命的源头虽然是父亲，而实际的十月怀胎，三年哺乳，都是母亲。在慈母怀中所受到的抚养和保护，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如果一个人先有自己亲生的慈母，后来又有一个继母。即使继母再怎么和善良好，相比之下，就是晚娘。因为慈母之爱，出于天性自然，是天下没有东西可以相比，可以代替的。
在人的世界里，"道"好比父亲，是抽象的原理原则，而体现"道"的实际具体的机能是"德"，好象母亲，是政府。质言之，就是"作之父，作之君。"的领导-侯、王。领导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象一个家庭里，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生命的联系，生命的关怀，是血肉相连，没有任何力量能拆散分开的。即使事大难临头，被强制打散。他们之间的心灵、精神、情爱、记忆，还是永不分离。
在庄子《人间世》里，假口孔子，说了两个"大戒"："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就是说：天下人间有两个大法则：一个是命，另一个是义。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是命定的，是彼此永远解除不了的心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大义，走到哪里都有政府。父母，政府都是人生绝对脱不开的东西，无所逃与天地之间。所以称为：人生的大法则。换言之，家庭和政府是人生，自然而然，与生俱来，永远摆脱不开的，所以也永远逃避不了。因为这种关系不是人为撮合的，如果是人能撮合的东西，人也能很容易把它们解消。既然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永远解脱不了的，那么，所以必须好好面对它。反过来看，作父母的如果有了儿女，就注定脱不开的了。同理，既做了政府的领导，人民是再也脱不开的了。既然大家有幸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这一遭，又都有幸能聚在一起，就尽量把关系处理好吧，何必留下什么遗憾呢？
千万不能低估了庄子的这段话，因为中国文化发展到了周初，已经达到了一个定型的阶段。成了天下万民共同的认识，就是"民族国家"。中国正式成为一个家与国（至今国、家两字连用），民族与国家不可分割的大一统的国度。最高领导的天子，不仅是全国人民统治者"君"的代表，同时也是这个大家族"父"的代表，甚至还是全国子民"师"的代表（周书：作之君，作之父，作之师。）。自周以降，秦始皇帝企图把国与家，民族与国家分开。因此他一转眼就灭亡了。汉兴以后，民族与国家再度融合为一的意识形态，更牢不可破了。汉代有匈奴，魏晋有五胡，唐初有突厥，唐后有五代，北宋有金、辽，南宋有蒙古，明末有满清，对中国大一统的民族国家挑战。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中国从狭义的大汉民族，化为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族，又再度接受了日本的挑战，得到最后胜利。这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地方，也是中国的骄傲。炎黄子孙虽然遍布全球，只要拿镜子自己照一下，就能认同自己的根源。即使你自己不在乎，别人却很在乎。如果中国政府大祭《黄陵》，就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向心力量，无法估计。
孔子说：微（没有）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做了亡国奴了）！（《论语》宪问第14）。这位大政治家管仲为中国订下了的"尊王、攘夷"政策，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命脉。中国人几千年"攘夷"的结果，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越过越庞大坚实。而"尊王"就是拥护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拥护好，就是全国人民的大幸福。依照庄子所说，不管你逃到哪里，还是逃不脱头上有个政府。倒不如，好好拥护自己的中央政府，大家把关系搞搞好，大家都舒服自在，潇洒一点，活得也不太累，并且也有光荣。总比当汉奸，做乱臣贼子稳便得多。庄子的两个"大戒"是很有来历的，要论证它的来历，写一本书都说不完。不过，只要稍微涉及一点历史的智识，就不难理解两个"大戒"对自己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在中国当领导，称国民为：父老，兄弟，姊妹们！或同胞们，而不称：fellow
citizens.除了治理他们，最要紧的是对他们象自己亲生儿女一样的体贴，关爱和照顾。所以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道德经》10章），要注意这句话，爱民被放在治国的前面，是个大前提。自古中国领导切忌"表演"（而外国的领导全在表演，好象当明星，抢镜头。）。切忌"多言"。切忌过于宠惯自己亲生的儿女，让人民感觉到他们那个"儿女"的名分不是真实的。譬如严嵩这个领导，不是不能干，只是看不开，一味宠着儿子发财，最后落得身败名裂，死在儿子的手上。同时期的戚继光，在前线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不仅他的征倭事业大大成功，而且成为永远的民族英雄。王安石一味宠惯儿子，可以不卜而知，他的变法使命一定一败涂地。在中国当领导，说难很难，说易也易。只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获得了人民的爱戴，人民就自动愿去蹈汤赴火。人和，一定政通。可是，如果人民觉得你欺骗玩弄了他们，可不得了！他们就会手指太阳说："吾与汝偕亡"！这是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不相同的！领导和人民的关系不仅是政治性的，抑且是家庭性的，更是感性的！
庄子这两个"大戒"，千古不知道难坏了多少人啊！怎么能把关系处理好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生大题目！在《道德经》第51章，老子已经解答了一大半。
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体，个人是一个小生命体，都是有机的，活的，依照自然规律生长的。抽象的"道"，代表了宇宙大生命体的原理原则。而具体的"德"，存在于宇宙大生命体和个人小生命体中间的一个有机体。在人的世界里，直接具体的反映了大生命体运行活动的原理原则，为天下万民（百姓）服务。这一个有机体就是为人民担当一切苦难灾殃"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78章）"和"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78章）的政府和领导者-侯、王。老子不厌其烦的一再强调：政府和领导者的机能，必须是依照有机、生命、自然而然的法则运行，不得以任何个人的"人意"或"人欲"来阻止、破坏它的运行，也不能"揠苗助长"，用"人意"和"人欲"去催化。是谓：莫之爵，而常自然。老子这个《政治学》或《政治哲学》，扬弃人为的、机械的架构，死板的教条，从生命的本身来探索，来立论，来建造。是世界人类无独仅有的，与众大大不同的。也是活生生的，有效果的。
让我们再来看老子还怎么说。
在《道德经》第38章，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就是说：上等的"德"，或"有上德之人"不搞形式、教条，于是，他们就是真正的"有德"。下等的"德"，或"有下德之人"，专门拘守形式、教条，死死的守住形式、教条，生怕丢失了它们，却由于无法达成，反而变成"无德"。上等的"德"，或"有上德之人"运用"无为"的原理原则和方法，所以用不着故意做作，表现，搞形式、教条。下等的"德"，或"有下德之人"，就专搞形式、教条，故意做作，表现，表演。说来说去，老子又说到统治者的头上来了。在这里，他把"德"更仔细分析为"上德"和"下德"，"上德"直接反映了"道"，是自然而然的，是顺着宇宙生命体的法则正常运行的。"下德"就掺和了人为的因素进去了。为什么他要这样详细的来分解它们呢？因为老子知道，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不能轻易脱去"自我"，动不动就要自显聪明，自我表现，去画蛇添足，就把很好的事情，弄得一团糟。同时还要推委，遮掩，就越弄越糟，把事物往死亡里推。
老子把统治者和他们的政府曾经分成三个等级，他说："太上，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侮之。"（《道德经》17章）。最上等的，是人民知道他们的存在而已。《淮南子．泰训篇》说：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列子．仲尼第14》有关于帝尧的一个故事，说：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道天下治得怎么样？也不知道人民拥戴自己不拥戴？就去问他的左右侍从，侍从们回说，不知道。于是去问外朝官员，外朝官员们也回说不知道。他就去问人民，人民也说不知道。他就换上普通的衣裳，微服到大街上去打听，听到街上的儿童们在唱歌。他们唱：
"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尧问儿童，谁教你们唱这个歌的？儿童说是大夫。他就去问大夫。大夫说：这是古诗。这个故事是形容最高级的统治方式与效果。就是那么自然而然，毫无人为的做作和虚伪。次一等的统治者和政府，是人民爱戴他们和赞扬他们。下等的统治者和政府是，人民害怕他们和辱骂他们。与上面"上德""下德"参照来看，就能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知道老子在说什么。
老子在讲过"道""德"关系和它们的特殊内容之后，又接着讨论在当时市面上存在着的三个概念，就是：仁，义和礼。在姬周推翻了殷商，革命成功以后，一统天下。周公就别出心裁，制订了"礼"的制度，并且出版了《礼记》，把"礼"的内容规定得详详细细。后人就有了一个口头语："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周公之礼把人的一切行为都规范了起来，比世界上其他古今各国"伦理道德规范"还要严格详明。因为有了"周公之礼"，中国人动不动就自诩为"衣冠上国，礼义之邦。"，别人没有并不懂周公之礼，所以视为禽兽贱种。可是很不幸，"礼制"归礼制，规定得很好，人民就是不能遵循。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眼看中国人的社会充满了邪恶，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完全成了禽兽世界。他研究的结果，结论是：由于周公之礼被后人抛弃了，所以人类就沉沦了。要想改正目前的堕落，唯一首要之务，就是赶紧"恢复周公之礼"。于是，他到处奔走宣传这个信念，叫做："复礼"运动。由于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有效的恢复礼制，使人民君臣上下能切实遵守，就跑到京城去请教老子。就是：历史上有名"问礼"。他既然千里迢迢的来了，老子就切切实实的给他上了一课。告诉他：所谓"礼"，都是人为的死教条。根本就不可行，也不能行。不是社会背叛了礼制，是礼制背叛了社会。由于它那行不通的繁文缛节，没有人真能照办，逼于政治的压力，大家就伪装作弊，表面好象是彬彬有礼，道貌岸然，背地里就是蝇营狗苟，男盗女娼。社会腐败堕落的根源是大家虚伪欺诈，是从严格的，硬学规定的礼制那里激发出来的后果。"礼"就变成"忠信之薄，乱之首也。"你如今还要去恢复礼制，岂不是缘木求鱼，首尾倒置了吗？况且周公和他的礼制早就死得连骨头都没有了，礼制的腐朽是有他它合理的原因的，你就不必再开倒车了。
"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表面看上去是问题出在"子"和"臣"。其实不然问题不是片面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史可法，文天祥的出现并不是好事。在正常的君正、臣贤的状态下，绝对不可能有史、文表演的机会。"六亲不和出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章）。大舜之所以大孝，是因为有了一个虐待狂，神经病的爸爸瞽叟，闹得家反宅乱。教忠，教孝，教仁，教义，表面上好象很对，但是后遗症和副作用就会令人担当不起。老子看事情不是从平面、静态著眼，而是从立体、动态著眼，所以比较看得清楚和正确。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第12）。根据孔子的话，"仁"的定义是：克己与复礼。"礼"是周公之礼，前面已经谈过了。剩下还有一个"义"。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4）。义是和利相反的意思。孔子强调"仁"和"礼"，不大强调"义"，而强调"义"的是后来的墨子和孟子。老子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38章）。就是说：上等的"仁"，是由人为的表现，但不是出于恶意或故意的。上等的"义"是完全由于人为表现，而且是故意表演。上等的"礼"是故意强制的东西，当得不到人们的响应时，就伸拳捋臂，敌对报复，要强逼人们就范。老子只说上仁，上义，上礼，没有说下仁，下义和下礼，大概是不忍再说下去了。总而言之，"仁""义"和"礼"都是行不通的装饰品，曹雪芹的一本《红楼梦》，就原原委委道出了真相和病根，因此《红楼梦》成了一部了不起的书。如果一个政府依据这三个条目的原则来管理统治，能不搞得天下大乱，难以收拾吗？理由是这些人为的东西都是美丽、诱惑、甚至庄严，神圣，可它们都是装饰品。古今中外，许多人就是看不透这一点，往往把它们当作"救命草"。
试想，伽利略被冤死的事例。当时的权威人士们高坐在大堂上面，衣冠整齐，道貌岸然。把上帝、道德的牌子，高高的幌着。多么庄严，多么神圣，多么正气凌人，多么大公无私，多么振振有词，多么轰轰烈烈。今天三岁儿童也能看出来，他们的作为简直是荒唐，简直是滑稽，简直是笑话！
可历史一直在重复着这样大大小小的荒唐、滑稽和笑话，使多少无辜的好人，无谓牺牲，蒙受千古不白之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