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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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化的双效应与中国金融改革的反思（2002年6月）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天德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 刘爱民
内容提要：制度变化产生两种效应--σ效应与乘数效应。中国的金融改革受制度变化双效应的影响，制度变化需求过度与制度变化缺乏持续的动态改进的供给能力，因而不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均衡，金融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从制度变化供给能力和需求的制约因素入手，可以恢复制度均衡，促进中国金融的发展。
一、理论分析 制度变化产生两种效应，它既增加了制度变化供给能力又创造了制度变化的需求。制度变化供给能力是指现有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这种制度变化供给的潜能受许多重要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特殊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和知识积累、制度设计的成本和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决策者的预期净利益以及公众态度等
。制度变化需求则作为利益分配和调节的一种特殊需求。制度变化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这里建立一个方程来说明制度变化的平衡解。令制度变化C可产生Cσ的制度变化供给能力，σ表明制度变化供给能力的上升伴随着制度变化发生而不是制度变化本身。制度变化的乘数效应为△C（1／α），α表明边际制度保留倾向。在△C（1／α）＝Cσ中，α与σ的大小将影响制度变化的乘数效应（等式左方）与制度变化的σ效应（等式右方）。 发达经济由于专业化和分工的历史较长，人们对有关制度变化容易达成共识，且有较深厚的知识积累， 制度的变化较为稳定。而转轨经济达成共识的成本较高，则表现出制度变化供给的潜能较低，影响制度变化和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市场交易规模较大，且市场竞争者有较强的信用风险判别能力，将制约由于信息分散所引起的信息不完全和逆向选择现象。与此同时市场竞争的正效益如利率的降低、金融技术的引入将不断显现，金融制度变化供给能力表现得更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规模小，交易零散，信息分散的影响更多一点，这时制度变化的供给能力不会由于制度变化而显著提高，相反制度变化需求表现的更加强烈。另外，一个社会要获得大规模专业化的好处，只有建立精巧的法律及执法制度才能获得，支撑复杂制度的供给技术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但对于一个习惯于个人交易或政府严格控制交易行为的经济体来说，
制度变化的供给能力相当有限，将严重制约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另外制度变化的供给决定于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一些制度供给，即使能降低交易成本，带来正的社会利益，但可能不适合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变化供给能力
。因此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α与σ值相对较小，制度变化过程中，制度供需差距较大，不能处于相对均衡，制约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制度变化如投资一样，增加投资就必须继续投资，以扩大需求。增加制度变化供给，就必须持续增加制度变化供给能力，以扩大制度变化供给，否则不能满足进一步扩张的制度变化需求。
图一进一步描述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制度变化供需曲线。图一a描述了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供需弹性较大，另外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强制型制度变化所带来的生产者剩余将小于诱致型推动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即C点收益小于B点收益），因而金融制度变化的轨迹应遵循的特点是：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诱致型（需求）推动，制度变化表现出激进性，但利益格局变化小（图示中GE大于FE，且A到B的成本或收益变化小）。 图二b描述了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供需弹性较小， 特别是供给曲线弹性小于需求弹性，因此强制型制度变化所带来的生产者剩余将大于诱致型推动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对这一点，诺斯也认为统治者在一个低效产权制度下获得的收入可能高于在一个高效产权制度下获得的收入 ，这里的高效是指图中的C点，低效指B点 ，从图示中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更偏好B点。于是制度变化的特点应是：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强制型（供给）推动，制度变化表现渐进性 ，但利益格局变化大（图示中FE小于GE，且A到B的成本或收益变化大） ，并且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 对于转轨经济，由于契约成本和卸责等行为的收益较高。因此一个有强制权利的第三方是重要的，于是国家就成为人们提高交易成本来获取收益的工具，强制型制度变化就成为可能，但强制型制度变化往往引起较大的利益格局变化，人们对于制度变化达成共识的成本相应增加，制度变化供给能力将受到削弱。
设计新制度本身并不会立刻产生新的稳定行为方式，虽然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制度变化的连续供给能力没有显著提高，而制度变化的α效应明显，将造成制度变化的不稳定，即制度创新并不一定具有后发优势 。这是理解目前中国制度变化困境的关键。中国的深层改革遇到的困难不是借用某种技巧或制度变化就可以迅速解决，制度可以在短时间变化，但个人的反应要复杂得多，有一定的适应时间，因此制度变化的过程并不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充分条件，应考虑连续供给方面的因素，而制度变化的需求对于中国转轨经济来说，则具有较大的弹性。"放--乱--收"周期性地重演并不是放的决心不大，而是中国既有的组织资源严重不足 ，或者说，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制度变化供给不足，弹性不高。目前理论经济学似乎都有先理顺利益关系，再建立市场规则的偏好，这是脱离中国所有制的实际积累，而去谈�"私有"问题的偏好。实际上是撇开制度变化可能存在的动态双效应去一味谈论制度变化本身，对于转轨经济来说，将会引起更大的问题，即制度非有效供给或制度变化的动态无效。制度创新短时间内可能会缩短制度变化供给与需求的差距，但考虑到双效应，如果制度变化进一步的供给能力较低，而制度变化需求由于利益格局的打破将大大增加，则制度变化供需差距不能缩短，相反还会加大。1978年以后，原有体制对农民经营自由的禁锢逐步解除，包产到户变革在短期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效益 。制度变化供给条件的改善，短期内激发了制度变化供给的潜能，支撑了1979～1985年间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对制度变化的需求不断增加，即制度变化的α效应逐渐明显，而制度连续供给能力没有显著提高，或供给基础和技术不稳定，农民的财产权利和身份自由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问题 。中国的工业也存在此种情形。中国的资本型企业是靠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持而推动的，一旦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而积累的资本产生新的制度需求，制度供需差距拉大，经济增长将遇到困难。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表现出静态的特征，缺乏动态效率持续改善的力量。 这里的关键不再是制度变化是否必要，而是制度变化的供给能力与需求是否一致 。 二、中国金融改革反思 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中国储蓄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整个国民储蓄结构的变化来看，政府储蓄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居民储蓄比重的提高幅度较为显著。从整个国民投资结构的变化来看，政府投资比重下降幅度明显小于其储蓄比重的下降幅度，企业的投资比重与储蓄比重的变化程度相似，小于政府与居民的变动。居民的投资比重上升幅度则远小于其储蓄比重的变化程度
（见表一和图二）。中国储蓄投资结构的变化预示了金融制度的变化存在较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表现出过度的特征，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融资制度结构性缺陷，表现为国有银行信用垄断，缺乏一个与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非国有银行体系。米建国和李建伟（2002）认为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金融过度与金融抑制的现象。
实际上这与制度供给不足，制度变化需求过度有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个体经济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融资结构的调整，是影响金融制度变化需求的主要因素。而中国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金融模式转变为市场金融模式的技术条件并不充分，更加剧了制度变化双效应的影响，即制度变化供需差距扩大，表现为强制型制度推动和渐进性特征，但利益格局变化大，无论是金融市场结构，还是企业融资结构都存在金融抑制的现象。1995年以前和以后的贷差和存差现象就是制度变化双效应的结果。中国改革前存在严重的价格抑制现象，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货币化过程，而伴随着企业投资需求的快速增长，但由于中国金融制度变化供给不足，企业只有通过银行信贷获得资金，因此贷差不可避免。1995年以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产生�"惜贷"现象，而与此同时，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及企业的融资形式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进，1998年的通货紧缩更加重了"惜贷"现象。无论是贷差还是存差，都是由于制度变化引发新的制度变化需求，制度连续供给能力始终跟不上需求的增加（储蓄和投资的过度需求），这是导致贷差向存差转变的主要原因。
表一
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发展10年进行考察，发现资本市场对我国国有企业的转制的实际推动作用十分有限，企业的经营业绩整体呈不断下滑的趋势，没有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详见表二和图三）。其结果正如吴敬琏所认为的将会是复制和强化旧体制
，即金融制度变化的α效应明显强于σ效应，制度变化不能均衡发展，外在表现为制度变化滞后，实际上是制度变化供给落后于需求。因此我国金融制度变化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性的，一旦缺乏持续的和动态的制度变化供给条件，资本市场的作用受到限制，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制约。 表二
从整体上看，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问题并非主要来源于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风险，而是更深层次地孕育在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制度性环境不适宜中 。这里的制度性环境不适宜实际上是制度变化的双效应所致，制度变化供给的技术条件跟不上制度变化的需求速度，因此导致金融转轨过程的脆弱性表现。刘卫江（2002）中所提及的转轨过程中经济制度缺失、法律系统素质、社会信用文化素质、审慎监管、寻租现象等"制度性"变量实际上应作为影响制度变化供给的因素加以考虑。这在Berglof and Bolton（2002）一文中也能得到证实。该文认为发展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金融改革和整个制度的质量上，如"书面法律"和"法律执行"指数的高下之分 。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总体水平还处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层次， 起草新法律，或将其几乎全盘从国外移植过来相对容易，但法律的执行和创造有效的制度则难得多。因此首先采取产权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不一定能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将引起制度变化的过度需求，而金融制度变化连续供给能力明显不足，这将制约金融的健康发展。 三、政策启示 中国的金融改革应注重制度变化供给能力的改进和制度需求过度的稳定，即提高制度变化的σ效应和稳定制度变化的α效应。要提高公司融资方式由银行逐步转向资本市场的制度变化的σ效应，需要改善制度变化的供给能力，使得投资者保护成为可能。这得到了Levine（2000）的研究的证实，他认为一旦在不同国家横截面回归模型中增加投资者保护这一因素，银行相对于市场融资的重要性就不再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即资本市场体现的作用更大。
另外微观经济最低限度的执行能力和政治稳定也很重要。例如，保加利亚在宏观经济动荡之后引入了货币局制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到目前为止，由于微观经济基础太落后，该制度无法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波罗地海国家爱沙尼亚的微观基础牢固，货币局制度因而取得了成功
。制度变化供给条件的改善，可以带来金融制度的平稳变化。如技术革命和进步为金融创新和金融产品多样化提供了必要条件，成熟的资本市场、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及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也为金融混业经营的实施准备了充分条件
。巴瑞·挪顿认为银行是中国企业的重要股东，大部分国有企业依赖银行获得几乎全部的外部融资，实际上使银行处在一个规范企业行为的强有力的地位。因此应鼓励银行向企业的董事会派驻银行代表，放宽对银行持有企业股权的限制，政府应首先加快银行的重组，减少政府的所有权影响
。 四、简短的结论 通过本文，我们给出了一个帮助理解中国金融改革的概念框架和经验描述。在这个框架里，我们特别分析了中国的金融增长在转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脆弱性的一面。简单地说，在我们的框架里，这个特征可由制度变化双效应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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