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运行中难以避免的现象。需求是以主体收入为基础的用于购买商品(投资品，消费品)的货币支出，总需求是社会全部主体的收入中用于商品购买的货币支出，它包括居民个人、企业以及社会团体和政府用于购买商品的支出。商品包括投资品I，和消费品C，因而国内总需求就表现当前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两种性质的需求不足。
(1)运行性的需求不足，它产生于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发性。市场经济是主体自主决策、自发运行的经济，简单地说，人们可以卖而少买，也可以卖而不买，卖得的货币一部分不再支出，从而在经济运行中会有相对于供给的需求不足。另一种情况，人们可以实行以信用工具大量购买--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从而造成相对于供给的需求膨胀。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无论是就单一产品来说，或是从总产品来说，都会有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度的出现，因而，总供求的相一致和失衡是运行的常规。市场机制是供求的调节器，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时，即生产不足势态下，在价格上涨和最大利润驱动机制下，总供给会增加；在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时，即生产过剩势态下，价格和盈利机制会使总供给降下来。假定我们建立起一个各种主体处在同一起点的、发达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借助于市场机制的自我调整作用，能使总供给与总需求趋于均衡，但是自发性的市场力量，又会使总需求或总供给发生变化，从而使总量均衡转化为不均衡。
市场经济中由于内生变量--资本、劳动力、技术及用于生产的知识等--的具有变易性，有时还会有自然灾害、战争等外生变量的出现，从而会带来生产和供给的非常规变动；另外，需求也会因各种经济参数的变化而发生非常规变动。可见，自发性市场作用下的供求总是会出现总量失衡，在经济运行中总会有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的出现。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的自发力量，决定了市场经济运行中经常会呈现出的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度)现象，这是暂时的总量失衡，在市场作用下它又会向均衡回归，当然也可能向另一极转化：由需求不足转向供给不足。
由于市场机制毕竟能进行双向的调整，起着"致衡"作用，特别是依靠发达的市场体制下高效的市场机制和政府有效率的宏观调控，人们可以缓解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供求的失衡，使需求变动与供给变动相协调，实现一种大体的均衡，和经济的稳定运行。
(2)制度性的需求不足。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市场经济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框架下，因而，市场经济运行不能不受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其运行形式也要打下社会经济制度的烙印。
市场经济中，形成市场购买力的主体收入，受到社会基本财产制度的制约。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财产私人垄断和分配不公，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社会的基本消费群体的收入水平低，许多人处于贫困状态，由此造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引起最终产品--消费品的销售困难和生产过剩，最终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①消费品的需求不足一定时期可以借投资需求的扩大来加以对消，即总消费需求出现增长不足时，增长不足部分可以借投资的相应增大而得到弥补。但是投资品的扩大，毕竟要受到消费品市场的制约，即使投资品能出现因部门内自我拉动的短时的扩大，并由此支撑着社会总需求，但迟早会遇到因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而造成的投资品增长极限，由此出现投资扩张的中断和一蹶不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的显现，表面上往往是投资需求下降所造成，其根本原因是消费需求的不足。这是一种基本制度造成的需求不足，简称制度性需求不足。
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制度性需求不足的鲜明表现。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代的科技进步，大大加快了生产的增长，促进供给增长和需求增长进一步相互脱节，由此加剧了需求相对不足的运行危机。二战以来和目前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放慢，日本90年代经济长期衰退，以及最近一轮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国家的艰难的经济复苏，都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性的需求不足在经济运行中带来的严重负效应。
二、我国转型期需求不足的性质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运行性的总供求矛盾。本文中研究的主题是我国90年代中期经济运行中呈现出的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现象。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也存在运行性的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此外，现阶段社会主义也存在一定的制度性的需求不足因素，但在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不会有制度性的需求不足的产生。
我国正处在由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实行主体自主决策、自行发展，总体经济的运行也就从属于市场的自发性的作用，因而，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一般的，暂时性的总供求失衡和需求不足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
在经济走出了短缺运行的阶段，在生产越是社会化，物质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越高的条件下，自发运行的经济中一定程度的总供求的失衡--或是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或是需求过度(供给不足)--，将是经常性的现象，这种一般运行性的总量失衡，可以在政府的有效宏观调控下得到治理，而不致于造成经济总体运行长期的不稳定和大波动，更不会造成周期性危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种制度框架排除了财产占有中的少数人垄断和收入分配中的贫富两极对立，因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不存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的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的扩大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不存在制度性的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也会出现暂时性的供求失衡，或是需求过旺，经济过热，或是需求疲软，增长乏力，但是这均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正常的波动，在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下它的波幅可以控制在合理的、不影响总体经济稳定运行的范围内。例如，基于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经济运行的实际，可以把通货膨胀率保持在5%以下的需求过旺，或是物价短时期下走的需求不足，视为是经济运行的正常波动和正常的、暂时性的供求的失衡。在我国今后的长期经济发展中，争取实现和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运行势态，是可能做到的，也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可以有效调节和处理制度性的需求不足。
由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制度，除了作为主体的公有经济而外，还存在私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以其所固有的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不公，使我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部分群众的收入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的扩大的因素，这也表明现阶段社会主义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制度性的需求相对不足机制，只不过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框架下，它不会改变收入分配在总体上的社会公正的性质。另外，在政府的实行恰当的收入分配政策与有效的宏观调控下，社会主义国家完全能恰当处理制度性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实现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与生产增长相适应。
我国当前还处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经济转轨期，无论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或是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都还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成。确立起能充分适应市场作用的充满活力的公有制经济，实行和保证多种经济成分的科学而健康的共同发展，建立公有制以及非公有制领域中的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确立起市场经济中规范主体行为的法律制度，堵塞各种猎取不正当收入的漏洞，等等，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在上述制度创新和法制建设滞后的情况下，会出现一种转轨期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和社会收入结构的不合理，从而，会对消费需求带来不良的影响。改革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但在90年代出现了经济高增长条件下基本消费群体的收入增长滞后现象，也与上述转轨期收入分配的缺陷有关。因此，确立和完善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财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加强和完善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是引导和调节社会主义总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协调的重要条件。
三、90年代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出现
如果说，需求快速增长，甚至有时出现过度扩张，是我国80年代改革初始阶段经济运行中的凸出现象，那么需求的不足则是90年代改革深化阶段中出现的新情况。
90年代中期经济运行中需求不足表现得日益明显：
(1)市场疲软，供给大于需求。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费品市场供给量日益增大，品种日益增多，80年代的消费品供应紧缺和"争购"现象，即"卖方市场"逐渐向相反方向，即买方市场转变，上述情况也表现在投资品市场上。市场销售问题逐步成为企业生产面对的重大难题。在1993-1996年实行的紧缩抑制了需求增长，而GDP仍然保持9%的高增长的大背境下，1997年初市场供给过剩与销售困难已经呈现出来，在7月发生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1997年底出口开始降低，1998年市场疲软进一步发展。根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的1998年下半年的统计资料，610种主要商品供求平衡的商品403种，占排队总数的66.1%。供过于求的商品206种，占排队总数的33.8%，供不应求的商品只有棕榈油一种。市场全面过剩，"万种商品少俏货"的局面业已形成。
(2)物价持续负增长和低位运行。1994年物价涨幅处于高峰为21%，1996年物价涨幅已降至6%，经济软着陆已基本实现。1997年物价涨幅进一步下降，1997年10月出现了物价持续负增长，1998年涨幅为负2.6%，1999年上半年物价继续下降，迄至6月物价已经21个月负增长。投资品的价格负增长持续时期更超过消费品，通货紧缩已经是不容置疑的经济现实。
(3)商品库存增大和生产能力过剩。过度库存是我国转型期经济的特征，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中，一部分企业经常有大量库存。而在1997年以来则表现出普遍的过度库存，据有关统计资料，乡以上企业库存商品约占GDP
30-40%。在市场疲软，企业减产、停产下，生产能力的闲置也不断加剧。199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28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40%以上闲置，多年匮乏的电力在1998年也出现供过于求，出现了限制小电上网，发电生产能力闲置。
(4)市场疲软成为全方位的。不仅仅一般商品市场供给过剩，在年数百万职工大量下岗下，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过剩也十分凸出，特别是长期紧缺的银行资金也出现过剩现象，1999年6月底全国金融机构存差已达1万亿元以上。
以上情况表明，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面对着一种新的经济运行势态，人们习常使用的"买方市场"概念已经不能确切表述这种情况。应该说，这是一种明显的需求不足和相对过剩，出现了一种经济过剩运行势态，需求不足和经济过剩已成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四、有效需求不足及其成因
科学地分析需求不足的成因，对于我们采取正确政策，治理通紧是十分重要的。分析和认识需求不足的成因，要从实际出发，采取科学的方法，切忌片面性。我们认为，需求不足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后者是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所导致。
(1)国外因素对需求不足有影响，但内需不足是主要原因。
有些人将需求不足归之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是需求不足的"外铄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此后世界经济的动荡，带来的我国出口下降，是影响内需不足的重要国际因素。我国90年代出口年增幅在15%至20%左右，1998、1999两年出口大幅度下降，1998年出口增长0.5%，下降10多个百分点，1999年1-6月出口负增长7.5%。但是出口影响我国GDP增长仅为1-1.5个百分点，而近年来GDP增幅已较1993年下调5-6个百分点。而且，市场疲软，早在1997年初就已经表现出来。此外，当前不只是与出口有关的企业和生产的销售困难，而是全面的市场疲软，体现了内需不足，可见，将需求不足成因归之于外需是难以成立的。
(2)1993-1996年实行的紧缩对当前需求不足有影响，但是内需不足不是紧缩造成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需求不足是由于紧缩"过了头"，"松动不及时"，这是需求不足的"紧缩过度论"。
1993-1996年的宏观调控，实行适度从紧，货币、信贷规模紧缩力度不轻，它把1992、1993年的狂热的需求扩张势头抑制住，同时，1993-1997年三年国民经济仍然保持平均9%的高增幅，实践表明这一轮软着陆是成功的。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紧缩也存在负效应，特别是对于机制未能转换的经济，急剧的货币、信贷与财政的紧缩，带来企业流动资金不足，债务链增剧，使经济循环发生阻滞，从而造成一种机制性--即机制缺陷引起的--的需求抑制惯性。具体地说，作为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源头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紧缩形势下，特别是在债务链引起的资金流通阻滞下，陷于营运困难，从而导致始发于企业的需求--投资和消费--弱化。
软着陆基本实现后的1997年，货币、信贷松动不及时，力度不够，也一定程度加强了这种需求抑制的惯性力量。在经济仍然高增长背景下，需求弱化的惯性就会带来严峻的负效应，加剧经济过剩和启动经济的难度。但是在健全的经济机制下，实行有效的松动会发生有效快速的需求扩张效应。我国90年和80年代的几次实行信贷松动，都出现市场迅速活跃、经济迅速回升，即"一松就活"的现象，即快速复苏。而1997年以来在实行松动中却是"松而难动"，呈现出复苏艰难。1997年松动不够确是加大了启动的困难，但近两年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松动力度，但迄至1999年6月，市场疲软迟迟未能改观，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新的情况，出现了制约有效需求扩大的深层次问题。因此，我认为把当前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实行紧缩，是一种十分浅陋的见解。
(3)消费需求增长的滞后与内需不足
80年代的消费、投资并行快速增长
当前的需求不足中，投资需求不足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国投资占GDP比重1993年达62%，此后逐年下降，1997年新增投资占GDP25.3%。乍一看来，投资需求增长的急剧放慢是需求不足的原因。5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是靠投资的扩张及其对投资品的需求来拉动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活力的增强，出现了加快发展的强劲势头，80年代以来，基本建设持续扩张，投资率由1981年的32.5%不断增长，1982年为33.2%，1983年为33.%，1984年为34.%，1984年在"提前翻番"的号召下，投资进一步扩大，投资率1985年增至37.%，1986、1987、1988年三年投资率也保持着37%左右的幅度，大大高于"一五"时期(当时大体占国民收入中25%)，投资保持较大规模和持续高增长，成为80年代经济高增长的原动力。但是如果进一步地分析，那么，应该看到，80年代投资持续扩张，是立足于消费增长的基础之上。中国改革的特点和优点是：实现了改革、发展和人民收入增长相并进，农村的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带来80年代将近6-7年农村居民收入的迅速和持续的增加。城市企业以扩权让利为特点的改革，尽管有企业目标模式还不清晰的缺陷，但是它使企业的生产和盈利的增长与职工收入直接挂钩，国有企业广大职工从增产中深受实惠，整个80年代"收入节节高"，带来城市居民消费持续地增长。就全国来看，消费率1978年为61.8%，1979年上升为64.9%，1980-1986年，都保持着这一水平，1981-1983年消费率更达到67%左右。50年代末以来以压抑消费来强行扩大投资的不稳定的"跃进"发展模式，已经为消费快速增长拉动投资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所取代。可见，我国1979年以来20年的以9.5%的幅度持续高增长，其关键在于消费、投资的同时增长，而以〖ZZ(〗消费增长一马当先。
消费、投资并行扩大的增长模式，应该说是一个理想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因为：消费和投资需求并行扩大，首先，使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受到实惠，在计划体制下长期受到抑制的消费需要和群众的消费饥渴逐步得到缓解，改革由此得到群众由衷的支持，为进一步的推进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用最终消费的增长带动投资增长，符合市场经济再生产的规律，它使消费品生产和投资品生产相互协调，互相促进，而不会引发投资畸形扩张、消费不足带来的增长"断裂"，出现投资品过度扩张的"大肚子"，与消费品生产相脱节，从而出现投资品"过剩"与实现困难的再生产危机。我国计划体制下的重工业过度扩张和世界一些国家重化工业过度发展，最终造成投资品与消费品生产脱节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实践都表明，由消费率先拉动的消费投资双增长，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
由消费和投资需求并行增长到消费需求增长滞后
对改革进程的分析表明：消费和投资协调的持续增长只是阶段性的，是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情况，此后由于转轨期的许多深层矛盾和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难点，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逐渐呈现出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这种消费需求增长滞后在一定时期被掩盖起来，只是在改革深化阶段，主要是90年代，它得到明显的显现。
1990年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当年为61.3%，1991年为60.8%，92年为59.9%，93年为58.3%，94年为58.4%。1992-1996年消费率平均为58.18%。1997年以来消费率进一步下滑，根据一份材料，1998年消费率降到GDP的45%，与1981--1983年消费率平均68%形成鲜明的反差。
引起消费需求增长滞后的主要因素是：(1)基本消费群体收入增长的放慢。(2)居民消费倾向的弱化。
基本消费群体收入增长的放慢，是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新趋势。改革开放和80年代初期和中期，是群众收入快速增长时期。1978-1982年，全国居民每人收入平均增长90.4%，其中农民每人纯收入增长101.5%，职工家庭每人生活费收入增长58.2%。1981-1985(即"六五")期间，职工收入每年增长10.9%，农民人均收人每年增长15.9%①，但在90年代以来，城市职工收入增长放慢，国有经济职工实际工资增长1991年为3.2%，1992年为7%，1993年为5%，1994年为8.7%，1995年为0.4%，1996年以来，国有经济实际工资增长处在5%以下的低水平。根据一份统计资料，城镇居民货币收入增长1995年为22.5%，1997年降为6.6%。农村居民货币收入增长1995年为29.%，1997年降为8.%。1998年城镇人均收入增长更降到5.%，农村人均收入增长降至4.%，均处在多年来未有的低谷。某一个大省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0元，99年1-6月仅增长15元。90年代居民收入增幅的急速下降，和80年代初居民收入年10%以上增幅，形成鲜明的反差。
90年代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时期，尽管经济发展中出现过热和经历紧缩、减速，但也是经济持续年均9%左右的高增长时期，是国家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时期，但是为什么在经济生活中会出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滞后这一新现象?而且由于相对于GDP和生产能力快速增长，基本消费群体收入增长滞后，已经给经济生活带来了十分严重的负效应，成为当前制约经济健康运行的重大问题。这一新问题备受社会各方面关注，人们有各种议论，一些人对这一现象感到迷惑不解，还有人怀疑它是改革带来的"恶果"，一些人满足于肤浅的表象解释，如像，认为是宏观紧缩所造成，一些人则不求甚解。
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要对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及转轨期的矛盾进行冷静的经济学的分析和总结。基于此，我认为应该提出转轨经济中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命题。我在《论经济的过剩运行及其治理》一文中业已指出："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放慢和滞后，是我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值得重视的新问题，它既表明了市场经济中消费需求增长和变动的不均衡，更主要的，它是转型期经济机制不健全和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交织的结果，也是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与困难的表现。"①
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轨，是经济的全面改组，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不付出代价，不经历痛苦。不少苏东国家，由于"私有化"的休克疗法路线、政策的错误，在矛盾激化和多种矛盾交织下，出现了"转轨期的经济危机和长期萧条"，其表现是：生产持续负增长，GDP大幅度下滑，国家经济实力的逆退，广大居民实际收入减少，少数人借掠夺国有资产而暴富，并由此造成政治与社会动荡不安，使改革走入死胡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邓小平思想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市场取向的稳健的渐进改革。我国转轨过程中避免了改革力度过大的冲击，保持了稳定，有利于发展，但"摸着石头"的改革也使各种矛盾积累，在改革的深化时期，人们面对着众多的、深层的矛盾的交织，新旧体制的摩擦十分尖锐，人们只能恰当的和逐步的解决这些矛盾，但不可能一下子克服和消除这些矛盾。可见，转轨过程中会出现一个多种矛盾交织的时期，90年代中期出现的需求不足，就是这种转轨经济的多种矛盾在经济运行中的体现。因而，可以说，90年代出现的需求不足现象是我国改革深化阶段的"体制综合症"。
(4)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成因
消费有效需求的涵义
消费品的有效需求的提高，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里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明确的是：现实的需求，其最大界限是主体的可支配收入的总和，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可支配收入的总和并不统统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和形成现实的需求。因为，人们并不是将收入统统用于消费，一部分收入要用于储蓄，储蓄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因素是：(1)为购买固定消费品，例如为买车、买房而储蓄；(2)为家庭的生活需要，如维持子女入学而储蓄；(3)为个人生活保障，如为就业的风险、养老、医疗等的需要而储蓄；(4)为延迟了消费，例如，为等待和准备今后购买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消费品而储蓄，等等。由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有着很大差异，而且收入水平也有高有低，上述因素的加强储蓄倾向的作用对不同个人和不同消费群体不会一样，但是一个国家的某一时期来说，会存在某种较为稳定的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因而，社会的现实的消费，就是可支配收入－储蓄，或者说收入－(收入×储蓄倾向)＝消费。上述现实的、即期的消费，构成社会的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一个年度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中的实现部分，它通常小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也就是说，一部分消费需求，在储蓄形式下转化为潜在的或被推迟的需求。我国目前处在经济还不发达，群众收入水平还较低的阶段，在实行市场体制下，人们的即期消费要受到以上举出的四个要素的制约，重视储蓄，节制消费，成为多数居民的心态，而高储蓄率--40%左右--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特征。
储蓄偏好和消费抑制，是和改革开放初期消费品生产不足和供给匮乏阶段相适应的，人们应该记得，由于供应不足。棉、粮、油和其它消费品，还保持着凭票供应，因而，居民收入的更多转化储蓄，并不带来消费品有效需求的不足，由于在计划体制下，政府通过银行信贷安排，直接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因而也不存在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市场经济必须以需求为动力，要以消费需求的增长拉动投资增长，从而实现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在90年代，我国经济告别了短缺运行，消费品供给量急剧增长，并逐步出现供给过剩，由于改革使投资需求--以自负盈亏的企业为主体--也要由消费需求来拉动。因而，保证消费品的有效需求的不断增长，就成为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过剩运行势态下的客观要求。
消费品有效需求增长指的是：借助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居民消费倾向的提高，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多转化为即期消费。但是90年代中期，由于(1)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出现滞后，削弱了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的增长；(2)就业、住房、福利、社会保障、教育等改革的全面推进，增大了个人预期支出；(3)经济由短缺运行转变为过剩运行，物价持续下走，加强了买涨不买落"心理"。特别是在基本消费群体收入水平较低，当前我国人均GDP只770美元的情况下，个人承担的住房、社会保障、教育的支出压力，加强了中低收入层普遍的即期消费的自我抑制，因而，出现了居民收入的向储蓄倾斜，和向消费转化的不足。1997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储蓄热"和"消费冷"的反差，居民储蓄已达到5万多亿元，而市场却全面疲软。1998年消费率已降到45%，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消费率低28多个百分点。最令人注目的是1999年1-5月，居民储蓄急剧大幅增长，达到5600亿元(1998年全年为7200亿元)，而另一方面是物价20多个月的持续下走和低位运行。上述情况表明，90年代中期在我国出现了群众可支配的收入和即期消费需求的反向运动，尽管可支配的收入和购买力还是在增长中，但有效需求却增长缓慢和总体不足。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消费品需求的不足，既是由于(1)群众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滞后，又是由于(2)消费倾向下降，是(1)、(2)相互作用下的现实的有效需求的不足。
对投资品来说，同样也存在可支配的资本向投资转化不足，从而出现投资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例如在出现经济衰退，投资预期收益下降时，会造成社会投资不振，银行信贷资金难以向外投放，出现信贷资本过剩。在出现国际资本大量回流的条件下，也会抑阻国内投资规模的扩大，从而出现国内投资品的有效需求的不足。
由于在再生产过程中，消费是最终需求，它拉动投资，消费品有效需求的不足，也会最终使其拉动力弱化，造成投资品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在社会呈现出全面的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这一年度实现的总消费小于居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实现的总投资小于国内可提供的资本，即C＋Ｉ＜Y。
消费需求不足出现的主要原因。
我们在这里要进一步分析造成9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革滞后与国有企业力量衰谢。需求来自产出，在市场体制下，企业是产出、收入，从而需求的始发创造者，有活力的企业，会适应市场状况，创造有效产出，取得效益，由此引发新的投资需求和在职工收入增长基础上增大消费需求。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是我国社会投资最主要的载体，是城市消费的主要支撑者，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大企业活力，是保证始发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根本前提。我国国有企业在80年代城市改革初经历了一个活力增强，效益增大，职工收入较快增长的时期。但是此后在经济市场化大步发展，机制更活的非国有单位参与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却因改革滞后，缺乏适应变化了的市场情况而进行灵活的自我调整的能力；产品结构陈旧，不适应市场需要；企业机制不活；资本金不足，包袱重，冗员多，成本下不来。上述问题，使已经下了市场之海的国有企业多数缺乏竞争力，困难日增，效益下降，在80年代末国有经济就已出现1／３有盈利，１／３不盈不亏，1／３亏损的局面，国有工业资金税后利润率由1978年的15%不断下降，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也逐步下降，1993年以来实行紧缩的宏观条件下，国有企业困难增大，亏损面达到50%以上，1997年以来又出现经济过剩运行势态，对国有企业来说，更有如雪上加霜。资金税后利润率1997年为0.%，1998年出现负值，更多企业陷入困境。尽管国有企业情况并非一个样，一批改革趋前的企业表现出优良的业绩，在不利的宏观环境中仍然取得迅速的发展，但是多数国有企业呈现力量衰谢。众多企业营运收入减少，甚至收不抵支，维持再生产已不容易，更难以有能力扩大投资和增加职工报酬。还需要指出，国有企业的投资、消费需求增长的缓慢，还与下述情况的变化有关：(1)尽管国企改革末到位，但是毕竟在改革中预算约束逐步加强，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和实行下岗分流，破产等等改革，扩权让利改革时期企业的投资饥饿和消费亢进受到抑制。
(2)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减少银行不良债务和加强金融监管等等改革，改变了银行对国有企业实行资金供给制，宣告了国有企业依靠银行信贷扩张而扩大投资和工资、奖金支出的时期的结束。上述情况下，国有企业维持再生产，实行扩产和发展，和增加消费基金，只能立足于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而不再能借助"外在"力量而"虚胀"。
可见，国有企业的陷入困境和力量衰谢，意味着需求创造的源流的消减，我国近年来需求增长不足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国有企业实行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最大难点。把传统的国有企业转变为微观主体，需要：(1)对企业彻底的公司化的改造；(2)进行产品、技术结构的创新；(3)加强企业内部管理；(4)要解除企业历史负担，充实其资本金；(5)建立新的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体系，实现政企分开。企业改革还要与全面的体制改革相配套，特别是要有：(1)银行体制的改革；(2)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健全；(3)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4)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可见，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涉及到企业，而且，涉及到整个传统体制，它不只是企业的大改组，而且是传统体制的大改组，是一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复杂而艰难任务。80年代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解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重要的一环是国有经济改革的滞后和失误，至今一些苏东国家长期的经济困难，仍在于未能找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途径。
我国国企改革坚持了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1979、1980年国企改革在四川进行试点，1984年开始了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大体说来，国企改革经历了一个改革与企业发展并进的初始阶段。改革增强了企业活力，提高了效益，促进了增长。国企改革也不是毫无缺陷，曾经有企业改革目标模式不明晰，初期实行的片面的扩权让利使企业行为畸化而不是真正"搞活"，1992年以来公司制改造名实不符，很不规范，企业重组和产权主体多元化进展缓慢。此外，相关改革不配套，特别是金融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滞后，总起来是国有企业在体制摩擦中进展维艰，特别是在90年代经济越加市场化的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却为原有的深层次矛盾和新矛盾的积累而困扰，从而国有企业表现出困难日增。此后的90年代中期宏观环境的不利，更加剧了国企的困难。可见，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和力量衰谢，就是改革深化阶段体制矛盾积累和摩擦的综合表现。国有企业的真正解困，迫切需要搞好布局调整、体制创新、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加强管理，还需要采取措施--如债改投--解除其历史负担，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党的15大和15届4中全会提出了抓住重点，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和增加国有企业的控制力的正确战略方针。但即使是重点企业--目前国家重点512户--上述改革的真正到位也不可能立竿见影。特别是国有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面对着许多一下子难以解决的问题，还存在着国家虽然付出大量改革成本，而一部分企业仍然"活不了"的风险，例如旧债被解除后逐步地新债又扌背上并非不可能发生。可见，把国有企业真正搞活，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兼容，不可能一蹴而成，人们与其把搞活时间看得短些，毋宁作更长期的安排，以便进行"保质"的①真正的转轨。可见，国有企业的真正搞活，需要时间，在一段时期内，一部分国有企业还会有绩效不佳，投资与提高职工收入的功能软弱化，并由此使国有经济领域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根本解决还需要有一段时间。
乡镇企业尽管机制较活，但也存在着产权不明晰，政企不分，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上不去，在90年代的新形势下，也遇到类似国有企业的同样的困难，表现出增长放慢。占工业产值近1／３的乡镇企业的出现困难，是造成当前市场需求弱化的一另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十分艰难，80年代初期的表层性改革触发的矛盾相对地少，但在企业改革深化阶段，触发的矛盾扩大化和大量积累，要加以疏解和克服十分艰难，甚至会顾此失彼，缓解某一矛盾却又引发新的矛盾；暂时搁置矛盾又会在日后积累更多矛盾，上述情况应该说是转轨所难以避免的。国有经济由改革初期的较快发展，转变为后期的力量衰谢，由此造成消费与投资需求增长不足，可以说是体制转轨难以避免的现象。
2.转轨期的失业。
我国国企改革表现为由表层到里层，不断向前推进，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需要进行结构大调整，资产大重组和机制大转换，这一场经济大调整中，(1)大量的职工下岗和再就业是不可避免的，从而职工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2)国有经济需要适应市场体制的需要而进行布局的调整，实行适当紧缩，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一部分国有资本要从竞争性行业中适度向外转移，这是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下岗和再就业的规模的增大是不可避免的。
(3)再就业中包括失业，这是改革和经济大调整的"失业"，它会为体制活力增强带来的就业空间的扩大所缓和。体制活力的就业空间决于：①国有企业的搞活和发展；②所有制结构改革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由于：①是一个艰难课题，因而②就成为这一阶段就业空间扩大的主要途径。但发展非国有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需要有制度、政策的调整和观念的转变，在渐进的转轨过程中这种调整与转变，难以做到十分及时和顺畅，在我国不少地方，客观上存在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滞后，它限制了转业与就业的空间，从而加剧了国有经济大调整期的失业问题。上述情况，在一些重工业高度集中的城市和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
(4)90年代中出现经济过剩运行和增长速度放慢的宏观势态，它抑阻就业空间的扩大，使失业问题更为严峻。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大调整，会出现和加剧转轨期的失业，导致职工收入增长放慢，这是城市消费需求的不足出现的一个重要成因。
3.农村制度创新和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推进的困难。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80%，农村消费占社会总消费的40%，农村需求是我国市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消费需求以及投资品需求的重要支柱。农村改革一马当先的80年代初，农民收入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兴旺发展基础上持续增长，成为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在80年代末农村广大地区呈现出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人们通常称之为：农村经济徘徊。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增幅进一步下降，199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较1996年下降4.4个百分点，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160元，增幅仍低，1999年1-6月，农民收入增幅进一步放慢。
农民收入增长滞后是在我国农村"两个转换"进程中矛盾积累的背景下出现的。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以农村改革为先导，家庭承包制的"革命"，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带来了80年代初农民收入和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后来逐步兴起的城镇化，成为农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市场化所催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化肥、农药以及农业机械的使用，种子革命和品种改良，等等，--更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的基础上，促使农民收入的增长。但是我国农业经济的主体是占地微小--户均数亩到十余亩--的小家庭农场企业①，后者决定了规模不经济，农民家庭收入和积累小，技术进步缓慢，难以改变传统的手工工具为基础的落后的传统农业劳动方式，和保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稳定增长。由于我国人均耕地少，农村人口多，人口增长快，存在着家庭农场规模缩小趋势，细小的家庭农场和农业现代化的矛盾，成为家庭联产承包实现后我国农村的第一项重要矛盾。
我国农村约有2亿3千万个农户，由于国土广袤，许多农村交通不变，信息闭塞，联结生产与市场的流通机构制度不健全和发育不足，分散的家庭小生产与不断变化的大市场的矛盾，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又一项重要矛盾。特别是随着向小康经济发展中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分散的家庭生产的盲目性和产品品质和数量不适应市场需求，"卖难"，"谷贱"等问题，越发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凸出问题。
此外，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多，占地少，剩余劳动力和长期存在的农业现代化经营的矛盾，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又一重要矛盾。农村大量劳动力剩余，既意味着隐性失业，它使人均农民收入增长减缓，而且，存在着耕地细分，使家庭农户经济削弱的危险性。随着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劳动力越是增大，上述矛盾越是凸出。如何使农村2亿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的转移，是解除家庭农户再细分，户均土地缩减，从而保证和稳定家庭农户的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前提，是进一步扩大家庭农场规模，推行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前提。由于在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数亿农业人口的非农化和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涉及到城市化和小城镇化的加速，特别是涉及到国有经济的改革和进一步振兴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些均非一日之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劳动力剩余压力将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并起着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负效应。
基于上述我国转轨期农村三大矛盾，如何在稳定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家庭农场；如何搞好和大力发展为家庭生产服务的各种服务组织，提高小农场劳动生产率；如何搞好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发展农村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产业化；如何健全和发展农村流通组织，促进小生产与大市场接轨，以及如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成为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迫切问题。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持续健康发展，和我国农村三大矛盾的缓解密切相关。80年代初期和中期，乡镇企业表现出旺盛的生产力，在某些条件有利地区，如像苏南和珠江三角州等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势头持续不衰，成为农民收入提高的主要源泉。乡镇企业也存在产权不明晰，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管理落后，政企不分等等蔽端，因此，促使乡镇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断增强乡镇企业的竞争力和保持其增长势头，成为决定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问题。总之以上所指出的我国农村经济的四大主要矛盾，要求人们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包括家庭农场制度，服务中介制度，商业流通制度，等等--和增长方式的转换，要在两个转换中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是一场新的农村革命，是我国转轨期的最艰巨的任务，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前提。
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增长方式转换进展艰难，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应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可以看到，农村经济结构不适应于市场的矛盾日益凸出，不少地区，特别是内陆省区的农村仍然保持着千百年来的"一粮二猪"的基本农业结构，适销的产品少，新技术应用慢，农产品品质不佳，销售困难。与此同时，每年却要大量进口国外农产品，如像为适应面包等糕点生产的需要，每年要进口小麦上千万吨。另外，农户生产与市场变动相脱节，时而"过剩"，时而"不足"，农产品价格时而上涨，时而下跌，从而增收难。在近几年市场形势变化，经济过剩运行条件下，出现了农产品全面过剩和价格下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越加下降。上述情况实质上是"两个转换"未能充分有效推进，机制性与结构性缺陷造成的农业经济活力的衰减①。
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出现活力衰退，不仅仅增长急剧放慢，而且产品积压，大量企业亏损严重，减产停工，不少职工重新由工返农。此外，在经济过剩运行和GDP增长放慢形势下，就业增长受到制约，出现了打工仔由工返农，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换放慢，并成为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放慢的另一个原因。
可见，中国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样，是一项极其复杂和艰巨的工程，农村改革和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一定时期由于各种矛盾积累而呈现出农村活力的衰减，是不用奇怪的。这种转轨经济中机制和结构缺陷造成的阶段性的农村经济活力的衰减，是农民收入增长滞后，拥有9亿人口的农村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
4.转轨期的收入差距扩大。
转轨期的收入差距扩大，在当前表现得十分鲜明。我国居民储蓄5.9万亿元，但是一些材料指出，占居民20%的高收入层，拥有居民储蓄的80%。这种收入结构不利于有效需求的增长。因为，对高收入层来说，能买到的商品已经有了而"不想买"，对于低收入层来说，想要买的商品不少却"买不起"。就城乡和地区来说，一些发达城市和发达地区，居民拥有数量可观的闲置购买力但基本生活消费品已呈现市场饱和，而广大农村和贫穷地区却又由于群众收入低下，消费品市场狭窄。可见，收入结构的不完善和收入差距过度扩大，特别是占居民多数的基本消费群体收入水平低，缺乏购买力，成为当前制约社会有效需求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
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大，是转轨经济的产物。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目标和逐步推进的体制转轨过程，防止了休克式的私有化中借掠夺、侵吞国有资产而暴富的大资产者的出现。但是，转轨期经济存在体制与机制性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以及结构性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1)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多种收入分配形式的共存，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民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一律。在国有企业尚未搞好搞活，经济效益不佳，非国有企业却能凭借其机制活而提高盈利的情况下，人们说的"国有不如乡镇"，"乡镇不如个体私营"的不合理的和过度的收入差别已经表现出来。
(2)体制转轨进程中公有经济表现出阶段性的力量衰谢，国有企业职工收入难以正常增长，特别是在国企进行战略性大调整和重组，出现大规模下岗转业和失业数量增大时期，国有经济领域职工收入增长明显放慢，一些困难大的企业和老工业地区群众收入下降，甚至有城市新贫困层的出现①。此外，政府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又由财力限制而难以进行必要而充分的提高。因而，改革深化和经济大改组阶段，国有领域职工收入增长的滞后往往是难以避免的，它成为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3)转轨时期体制的完善化和法制的健全有一个过程，存在着许许多多可用于猎取非法的和不合理收入的"制度缝隙"：①不健全的市场，使得以一些人掠夺公众--如实行部门、地区垄断，制造"假、冒、伪、劣"；②难以制止和杜绝的"权钱交易"，使交易参与人双方共发不义之财；③在①、②条件下，国有资产流动重组，也就会伴同着国有资产的流失。可见，转轨期存在着产生自"制度缝隙"的不合理的高收入，这种"缝隙高收入"是造成社会收入差别过度扩大和收入结构畸形的重要因素。
(4)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手段的缺乏和力度的不足，如像调节财产和个人收入的税制不健全，税收充分征收还有困难，遗产税还未出台，等等。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机制形成滞后，成为社会收入的差距拉大的重要成因。
造成收入差别过大的以上四个方面，是转轨期的体制和机制转换的矛盾的体现。
(5)经济的二元结构，经济的地区差别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收入差别扩大的重要原因。由于生产方式--工业与农业以及商贸业，工业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增长方式的差别，会引起劳动生产率，从而收入差别。传统计划体制用集中统一的分配拉平了这一结构性的收入差别，而在实行市场体制下，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的差别必然会表现为主体收入差别的扩大上。
其一，我国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组成的二元结构具有巩固性和持久性。经过建国后数十年的工业化进程，我国迄今仍有70%人口是农业人口。1979年以来城市工业化迅速发展而农村工业化步子滞后，这种生产和增长方式的差别，决定了城乡收入差别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78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为183元，1998年相差3265元。其二，农户在生产方式上和增长方式上存在着差别，不仅家庭人员和生产、经济条件存在差别，特别是资金、技术条件，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距城市的远近等等条件不一样，而且经营方式--如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运输、商贸、外出务工--的差别越来越大，从而农民家庭经济的普遍发展，收入普遍提高中伴随着十分显著的收入差别的扩大，一部分经营与市场联系紧密，生产引入现代技术的农户，成为高收入层。根据1998年的统计，占农户总数4.94%的高收入户，人均收入5000元以上，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户的差距达数十倍，特别是收入1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还有5千万人。其三，我国经济的地区结构不一样，工业基础和经济发展差别性十分明显。在发展市场经济时期，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内陆地区发展明显地滞后，特别是近年来沿海地区产业加快升级，技术知识密集的工业，以及金融业加快发展步伐，而内地的产业升级则步履艰难；另外，由于市场和资源等条件的新变化，一些原先具有产业优势的地区和城市表现出结构性萧条，一些著名的和曾经具有优势的老工业地区，特别是资源性工业基地的经济衰退特别引入注目。可见，在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换中，地区间，特别是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即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和收入差别的扩大更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大趋势。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经济转轨，既要面对极其艰巨的体制转换，还要面对十分艰巨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换。对于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区，特别是对于城市和农村，增长方式的转换更具有发展不平衡的性质，而且这一转换又受着体制转换的制约。因此，在我国的一定的发展阶段将面对着结构性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的转轨期，由于体制、机制性以及结构性收入差别扩大趋势的存在，以及两种趋势的互相交织，导致我国改革以来群众收入普遍增长与收入增长向少数人倾斜共存，特别在那些经济率先放开搞活和结构与增长方式优化的地方，收入普遍增长基础上高收入群体的兴起，更是十分明显和凸出的现象。
5.消费倾向的下降。
以上我们分析了转轨期收入增长势态的变化，我们指出，艰难的体制转轨(以及增长方式转换)中出现的基本消费群体收入增长滞后问题，它是消费弱化的根本原因。我在本文中指出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有效需求在概念内涵上是有差别的。90年代中期的需求不足中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十分凸出。由于我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行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我国渐进的、稳健的改革保证了改革和发展相结合，在推进经济结构大调整中保持了社会稳定，改革使经济快速增长，城乡群众收入持续增加，即使是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仍然是连年增长，尽管增幅趋于下降。
我国90年代中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消费品有效需求的不足。1997年以来居民储蓄连年增长，而且增幅越来越大。1998年居民储蓄增加7200亿元，1999年1-5月储蓄增长5600亿元，呈现出超常飚增，它表明出现了消费倾向的急剧弱化，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用于购买消费品支出的份额的减少，即有效需求的不足。
消费倾向表现在消费者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品购买的比例，它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结构、生活和消费方式、供给结构，购销体制(包括商业流通，消费信用)、消费文化、社会保障，等等因素。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消费倾向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具有稳定性的，在经济运行出现不稳定，特别是在出现经济危机的阶段，会发生购买者心理"惊恐"而会有暂时的消费倾向的急变，但此后又会逐步恢复到原有的势态。
我国90年代中期出现了消费倾向急剧弱化现象，其原因是：①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放慢，②居民预期支出的增长。
更具体地说：(1)由于我国还处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居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变化直接影响消费倾向的变化。在收入增长放慢，特别是改革深化，由铁饭碗转向自身承担就业风险，收入对个人来说成为不稳定的这种条件下，即期消费的减少是很自然的。
(2)居民预期支出的过度增长，是造成即期消费抑制的更重要原因。由于包括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教育等多项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使居民帐户上预期支出急剧增大，而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却又滞后，特别是现阶段只能实行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导致居民自我保障的支出的增大，因而，人们减少即期消费就是不可避免的。
(3)在有关个人就业，购房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还未完备和明确，各种改革带来个人负担和预期支出尚不明晰的情况下，还会引起即期消费的过度抑制的负效应。在基本消费群众收入水平低的条件下，上述预期支出过度增长带来的即期消费抑制的效应会更为强烈。
(4)持续的经济过剩和市场疲软，也强化"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在价格持续下走的宏观形势下，会加剧市场秩序混乱，厂商价格大战，假冒伪劣产品大肆泛监，等等，这些均会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5)城市经济进入小康，消费需求发生变化，但消费品结构创新和升级缓慢，适应于小康的热点消费品的缺乏，促使居民形成推迟消费的心态，成为抑制即期消费又一因素。
可见，我国当前面对着转轨期多种矛盾积累和互相交织而导致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态的急剧变化，其结果是基本消费群体即期消费自我抑制过度和消费倾向的急剧缩减，许多人"有钱也不花"，"有钱不敢花"，这种情况大大强化了消费品有效需求不足。
综上所述，我国转型深化阶段的体制和机制的矛盾，导致90年代群众收入增幅放慢和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出现，而有效需求不足，更使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更加凸出。由于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也因此乏力，导致全面的国内需求不足。
五、总量均衡，结构协调与市场体制。
(1)总量均衡与市场机制。
针对国内需求不足，在1998年政府实行了扩张性的宏观政策，随着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效果在此后的充分显示出来，1997年以来"过冷"的经济逐步热起来是不容怀疑的。1999年8月居民储蓄增长的迅速减少和物价降幅的缩小，是运行乏力的经济"起搏"的征兆。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势态表明，2000年以后经济将由复苏走向新的增长，在21世纪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如何能力争保持总量均衡，既促使需求增旺又防止需求膨胀和严重通胀再次出现，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运行，不再次出现大的波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需要认真研究和加以解决好的大课题。
在本书中，我已经从体制转转期制度变迁角度来阐述了我国经济由短缺运行到过剩运行的转变，本书着重阐明：我国经济运行势态无论是过去长期的短缺运行和90年代中出现的需求不足和经济过剩运行，均是决定于转轨期的经济体制及其矛盾与内在摩擦。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我国新时期需求不足的得到恰当解决和又不反弹为通胀，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其关键在于加快体制转轨，完善市场体制，形成和增强市场的调节和自我调整的功能。
根据经济学有关再生产的理论，市场经济的顺利的再生产和稳定的经济运行，是以总需求和总供给(GDP)相一致，即总量均衡为前提。总需求是一切主体--消费者、企业、政府--的用于商品和劳务购买的货币支出，它也表现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即εC＋εＩ。总供给就是一切厂商的产出的总和，即GDP。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借助于在健全的微观主体经营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基础上的灵活高效的市场机制--商品市场价格机制以及资本市场、产权市场机制--，具有自发的调节总供求的功能，能促进和形成主体，主要是居民的充分的消费，使其达到εC的规模，同时形成主体，主要是厂商充分的投资，使其达到εI的规模，从而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一致，由此，使国民经济各部类的产出品得到实现，社会再生产得以正常地进行。当然，市场经济的机制，不是万能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像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所认定的那种具有自发使总需求和总供给相均衡的功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还存在着资本家私有制度对社会需求的增长的制约，因而，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难以治理的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增长的矛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这一矛盾的表现。但是也必须看到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通过对投资、消费的激励与抑制，调节总量，缓解重大的总量失衡，保证经济的大体稳定的增长。人们可以看到二战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通胀、经济衰退、滞胀后，在相当长时期，保持着经济平稳增长。美国经济自1991年以来迄今已有80多个月的平稳增长。对于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由于不存在导致需求不足的制度障碍，因而，借助于完善的市场体制，灵活的市场机制和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人们完全有可能实现更佳的总量均衡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运行。
转轨期的总量失衡
我国建国以来再生产发展进程中，总量失衡是多次发生。50年代中期以来的工业化建设中，由于废弃了市场体制，实行计划体制，一方面，僵化的计划体制＋高速度增长，带来经济生活中总需求盲目扩张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的生产导向、经济激励、结构调节功能的缺乏，加剧了经济生活中的供求失衡。1957年以来出现了粮油付食品等供应的不足，此后在"大跃进"、工业"超英赶美"的经济过热中，演化为全面的供应短缺，和群众"极低"收入水平基础上的需求不足。改革开放初始阶段，逐步引进了市场机制，由于不完善的市场起着片面的激励和驱动作用，缺乏需求抑制和结构调整功能，加之以仍然以计划方式来实行高速度增长，传统的特别是统负盈亏的国有企业体制，以其投资饥饿和消费亢进的经营机制，以及传统银行的资金供给机制，不断引发投资膨胀和消费需求过旺增长。可见改革初始阶段的强计划＋弱市场的体制，加强了经济运行中总需求扩张趋势，使经济几度出现"一热就胀"。
在90年代，一方面由于改革与发展中的深层次的矛盾的积累，逐步出现了体制、结构性的需求不足。转轨期的消费需求不足，既是一段时期内群众收入增长的滞后，和多项改革"打斗"造成的"有钱不花"、储蓄倾向加强造成的，也是与涉及消费的体制不完善有关：(1)竞争性的市场价格体制未完全形成，一些部门、行业的价格尚未放开，如电信业的垄断价格，大大抑制了电信业务扩张和电信事业的发展；(2)对市场的地区的保护，造成本地的次品难销，而外地优质品"难卖"；(3)农产品中的粮食的市场价格机制尚未理顺；(4)市场上假、冒、伪、劣的屡禁不止，"花钱买歪货"，强化了群众"惧购"心理；(5)市场化的购销体制尚未形成，如信用消费、租赁消费等等的发展不足，从而缩小了市场销售的空间，限制了收入向消费的转化。可见，消费需求的开拓，既需要群众收入的增长、消费倾向的提高，还要深化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完善的价格机制和灵活的销售机制，以促使群众收入最充分地转化为即期消费需求。
转型期投资需求不足，更是与新的市场体制和投资机制未能形成直接相关。具体地说：(1)国有企业尚未构建起把权、责、利最佳结合的新的体制和经营机制，企业还缺乏充分的扩大投资的内在动力；(2)商业银行体系的不发达，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未到位，完善的信贷行为尚未形成，多种原因造成银行普遍的"惜贷"心态，上述情况决定了银行信贷功能的缺陷，制约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造成一部分有效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3)货币市场发育不充分，特别是利息浮动与资金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形成，从而缺乏动员资金供应与社会资金需求相均衡和消除银行不合理存差的杠杆；(4)资本市场的发育不足，上市股票总量小，债券，特别是国债发行不足，还缺乏能充分动员居民和社会资金进行投资的工具；(5)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总量调控的工具缺乏和功能软弱，还难以有效发挥调节货币供应，以调控信贷和投资的功能，1998、1999年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中就缺乏明显效果。以上几个方面表明，企业体制改革不到位，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特别是金融制度与投资机制的缺陷，造成储蓄转化为信贷和投资的不充分，出现了机制性的银行过度存差。例如1999年7月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存差达1万亿元，它表明了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体系的居民收入→储蓄→投资的转化功能的薄弱，是我国当前机制性的投资不振的重要原因。
总上所述，完备的市场体制下，依靠健全的收入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的机制，全体居民及其它单位有支付能力的收入的总和能较为顺畅地转化为市场购买力，--投资与消费--从而形成充分的总需求；而在我国由于机制性的购销和投资机制的缺陷，造成消费品购销和投资梗阻，收入中会有一个部分沉淀下来，不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这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的总和大于实现了的购买力，和有效需求不足现象，体现了转轨经济的市场体制不完备。
可见，我国当前需求不足的得到根本治理和实现总量均衡，保证经济稳定运行，说到底，必需要加快体制转轨，健全市场体制，建立起完善的收入向消费和投资转化的机制，即形成一种能减少收入闲置和促使有效需求最大化的机制。
(2)结构优化与市场机制
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除了供求总量均衡而外，还要求供求结构均衡。供求结构均衡指的是：市场主体--居民、企业、政府及其它单位--对各种各样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现实的商品和服务供给结构相协调，更具体地说：企业多样的具体的投资需求与投资品的供给相适应，消费者的多种多样的消费需求与消费品的供给相适应。我们使用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公式来加以表述：
Ⅰ(c＋v+m)=Ic＋Ⅱc
Ⅱ(c+v+m)=Ⅰ(v+m)+Ⅱ(v+m)
即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提供的各种投资品与社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部类对各种投资品的需求--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相适应，生产消费品部类提供的各种商品与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相适应，从而使社会两部类之间的交换和各种商品的市场交换得以顺利实现，这样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协调，即〖ZZ(〗结构均衡〖ZZ)〗，是实现总供求均衡的前提条件。如果生产消费品的一些企业，因产品市场饱合和过时不再能找到销路，这些产品的供给，就成为过剩。个别行业的生产过剩，是局部过剩，它带来的购买不足也许能为其它产品的热销所抵消，从而不致于出现总供求的平衡。如果局部过剩不断积累，就有可能导致全局性的过剩，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反之，如果出现局部领域产品供不应求，会有局部的价格的上涨，局部供不应求也可能扩大，引起涨价效应，特别是还会通过消费者心理变化，牵动其它领域，甚至引起物价水平的上涨。可见，结构均衡是再生产的基础性的均衡，保持供求结构的均衡是实现总量均衡的必要条件。
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均衡，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双向调节功能，在不断克服供求结构日常的局部失调中，实现总体均衡，从而保证大体稳定的再生产。市场机制的协调供求结构的作用不是"万能的"，有效的协调供求结构，需要以市场作用为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基础上，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不断升级，消费需求不断变化，实现供求结构均衡的条件更为复杂，会经常出现市场热门畅销品很快出现市场疲软和少人问津，也会有技术革命和劳动生产力跃升带来的的供给扩张，以及各种因素--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财产占有制度--造成的需求增长滞后和相对的供给过剩。但是市场机制和有效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仍然是使消费品大体上保持供求结构均衡的工具。
现代社会再生产是以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为特征，势头越加强劲的科技创新，使投资品品类越发众多，成千上万，而且日新月异。投资品的供给要做到与成千上万个主体对投资品的需求相适应，这是一种供需双方都在不断调整和变动中的结构均衡。实现技术进步、技术结构不断更新条件下的投资品供求结构均衡，是现代再生产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市场失灵"表现得更凸出。现代市场经济，依靠更加发达、完备和灵活有效的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同时，有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能够在克服投资品供求结构局部失衡中实现供求结构的均衡。
转轨期的供求结构失衡
供求结构失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和十分凸出的问题，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障碍。我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实践表明：计划机制也不能经常保证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和供求协调地发展。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消费品的匮乏，重工业高速发展中的基本设备、基础设施、基础原材料的供不应求是经常出现的，为解决供给匮乏，人们往往进一步加快某些短缺环节--如基础工业--的速度，这有如揉面团"水多加面，面多加水"，进一步导致和催化供给的全面短缺，使供求结构失调越发严重。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是我国经济高增长的时期，结构失衡仍然是困挠经济运行的重大问题。80年代以来的改革初始阶段，结构失衡表现为经济高增长中的投资品特别是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原材料短缺以及城市农付产品供应不足，它导致经济"一活就胀"，"一快就胀"，通胀和需求过度扩张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而在90年代以来，结构失衡凸出表现为：工业重复建设热，房地产热，市场上素质低的产品--包括假、冒、伪、劣--大量重叠过剩，普遍的高库存，地区产业结构雷同，生产能力大规模闲置，企业技术结构落后，设备老化，一些地区资源耗竭，资源加工型产业陷于困境。此外，名、优、特、新消费品，众多服务产品，关键性的、高性能、高科技含量的投资品，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教育产品等则十分匮乏。
我国当前结构失衡最凸出的问题是普遍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屡禁不止，难以根治。我们这里把重复建设概念规定为：不顾市场已经饱合，仍然一个劲的、盲目的上项目，而不是指市场经济自发性生产带来的一定的建设重复。普遍重复建设是转型经济中的现象，它造成低品质，从而缺乏销售能力的产品供给过剩。由于品类和品质雷同的产品，在一轰而起的重复建设下，涌入市场，而市场容量却是有限的，销路不足，市场疲软必然会发生。销路缺乏使企业效益滑坡，企业间互相拖欠，银行贷款难以偿还，税收难以清缴，为争夺市场而实行的不正当竞争，更恶化了市场秩序，并强化了消费者
"慎购""畏惧"心理，使市场更难以启动。可见，普遍的重复建设症，引起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使微观经济陷于困境，而且，它引发商品流通、资金流通的障碍和梗阻，使社会再生产难以正常进行。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经济过剩运行，总需求不足的形势下，产品低素质和重叠供给使过剩和市场问题更加凸出，和更难解决。人们不难懂得，既然市场上低水平雷同的产品充斥和价格看跌，消费者自然是不必急于购买，而宁愿等待优质低价产品的到来；而就投资者来说，既然市场如此不景气，产品如此难销，他宁愿"守株待兔"，等待市场复苏，又何必要进行既冒风险，又耗资增债的新投资。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指出，我国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分外凸出的失衡，主要是转轨期经济机制的缺陷所造成。具体地说：1.市场体制改革尚未到位，国有企业还未能真正转换成能对市场作出灵敏反应的、生气勃勃的微观主体。
2.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和创新的竞争性市场价格机制作用的薄弱。市场价格机制为结构调整提供信息，进行导向，提供创新转产激励，灵活的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有力驱动企业不断地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减少无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以实现生产品的适销对路。在我国当前上述竞争性的价格机制尚未充分形成。
3.推进优胜劣汰的企业破产兼并的机制的薄弱。市场经济中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盈利带来企业发展和扩张，亏损则导致倒闭、破产，优胜劣汰机制以其经济强制，有力地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和有效供给的增长。在我国当前，上述企业兼并破产，优胜劣汰的机制尚在形成中，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4.推进企业重组，组织结构、技术结构优化和有效供给增大的资产(及产权)流动重组机制的作用薄弱。市场经济中资产(物资资本、货币、证券)和产权(股权、专利权、知识产权)在市场自由流动和有效组合，它形成企业兼并、股权重组和资产流动重组机制，促使优势企业和实力强的大公司的生成，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供给结构优化。在我国资产和产权市场流动化的机制尚未充分形成和有效运作，企业和资产重组十分艰难，障碍重重，从而大大限制了结构调整的步伐。
5.促进优势企业在技术创新、结构调整中发展，抑制劣质企业盲目扩张的金融体制的发展滞后和作用的薄弱。货币资本是生产发展的基本要素，当代的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和投资基金、风险资本等金融创新，便利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包括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组合，为生产调整，科技创新提供了充分的金融手段。而我国银行体系的改革尚未到位，资本市场正在发育过程之中，推动资产重组和科技创新的金融机构--如投资基金、风险投资机构等--尚有待加快建立和发展。
以上我们举出的五个要素是市场经济中促进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有效供给增长的有效工具，是供给结构进行不断的自我调整和适应于需求结构变化的体制和机制前提。
我国当前面对着转轨期的体制和经济机制的不完善和缺陷，它必然造成经济自我调整功能乏力，缺乏经济机制依托的政府调节更难以有好的效果，上述情况必然导致我国产品结构僵化，不能适应市场变化适时调整；而且，转型期体制还孕育出一种发达市场经济中没有的经济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机制，后者更不断地加剧市场上低水平的供给过剩，使市场销售问题越发严重。可见，我国当前经济的正常运行不仅仅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而且，还受到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和有效供给的不足的制约。因此，大力进行结构调整和优化，千方百计增大有效供给，是使我国经济过剩运行得到治理和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另一根本条件。为此，必须加快体制转轨，发展和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形成促进结构调整和供给结构优化的经济工具。当然，还要把依靠市场作用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相结合，才能搞好我国的供给结构的优化。
六、需求不足的治理和加快体制转轨
在上一节中我们剖析了我国90年代中期经济运行中需求不足的主要成因，我们指出这是转轨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总量失衡和有效需求不足，是体制转轨、增长方式转换中众多矛盾积累和交织的表现，当前的需求不足和经济过剩运行这一新现象，可以称之为转轨深入发展期矛盾综合症。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加深对当前需求不足的性质的认识，和确立起治理需求不足的清晰思路和更完备的方法。
1.把扩大内需放到发展战略高度，同时，千方百计扩大"外需"。既然我国的需求不足，主要成因是内因，因而从根本解决需求不足，就要扩大内需。扩大出口、增大外需十分重要，我国近20年，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扩大外贸和出口，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促进了沿海地区的跃进式发展。在走向21世纪的新时期，我国经济保持8%左右适度高速的增长和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基础上提高增长质量，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使进出口不断增长，特别是保持旺盛的外需的拉动力。加强外贸工作，扩大出口，仍然是必要的和十分紧迫的任务。但是也必须看到像我国这样的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的主要拉动力是国内需求。我国50年代以来兴建起来，特别是近20年来经济高增长中迅速扩大的城市工业生产能力的启动和充分有效的利用，以及我国当前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资产重组与科技创新中正在形成的新生能力的充分利用，其前提是拥有12亿人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国内大市场的开拓。我国GDP约1万亿美元，人均GDP只775美元，目前处在向小康社会发展的阶段，12亿人口的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即内涵广、层次多的"中国大市场"，是我国各类产业全方位的发展和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不竭的源泉。
我国当前出现的市场全面疲软和生产能力的过剩，表明了内需不足的严重危害和扩大内需的迫切必要性。另外，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的动荡和我国出口的缩减，也表明，在走向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强化国内需求对经济的拉动力的重要性。我国有必要实行一项重振需的长期战略，只要我们能做到有效启动，不断保持国内需求的旺盛和持续充分增长，我国将会又进入一轮工业、农业和各行各业稳定高增长的时期，我国民族产业因有国内需求为支柱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振兴。
2.实行和搞好扩充需求总量的宏观政策
在经济进入低谷，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缺乏拉动力，增长减速、下滑时期，需要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使经济在政府"打气"中走向复苏。凯恩斯阐明和提出的上述反周期的政策措施，是经过实践检验和具有成效的。政府的公共投资的根本目的是刺激和撬动社会投资，是用来启动经济复苏的"催化器"。我国1998年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依靠政府公共投资的拉动，1998年经济得以在下半年止滑回升。由于我国转轨期体制和机制障碍，公共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启动功能薄弱，1998年尽管公共投资大量增加，但是社会投资处于停滞状态，国有企业除电讯部门而外技改投资是零增长，而除开外商投资部分的非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接近负增长。1999年春，政府公共投资出现"断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增长放慢，工业生产也呈现下滑趋势。
政府及时采取了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和配合以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进行其它政策(如税收、价格、社会保障)的配合，全方位的刺激投资和消费。1999年8月以来社会消费和市场销售已开始有所活跃，但是社会投资尚未启动。实践证明当前的宏观政策，(1)应该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撬动、刺激社会投资上，特别是要刺激、调动各类企业和居民的投资的积极性，以振兴和加强来自企业的始发的需求。尽管政府公共投资拉动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依靠政府财力的公共投资，不可能长期持续，我国的健康经济复苏和走向健康高涨，必须依靠经济自身的活力，即依靠社会投资(企业、单位、居民和外商)和社会消费的增长。可见，把握好着力点，采取促进、激励社会投资的有效措施，是搞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2)应该把刺激消费作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当前内需不足与经济难以启动的症结，在于消费需求不振。消费需求增长明显的滞后，导致普遍的市场疲软，造成生产萎缩，企业缺乏投资积极性。可见，启动社会投资的前提是振兴消费。1998年以来增强公共投资未能拉动社会投资，就在于消费需求的继续不振。因而，有效的扩张总需求的宏观政策，就应该把刺激投资和刺激消费相结合，借助于财政力量提高职工和低收入层的收入，和采取多种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要着力于培育和推动住房、教育等新的消费热点，特别是要在改革深化中尽可能减弱基本消费群体预期消费支出增大的压力。
由于消费需求不可以长期依靠财政资金的注入，也不能用制造经济"泡沫"来求得"虚增"，而是要在群众收入提高的基础上实实在在的增长，这不是在短时期可以实现。因此，从实际出发，在当前一段时间内为弥补消费需求不足，应该适当扩大投资规模，为此，可以实行一项发展高新技术和加强固定资本更新、振兴民族工业的战略，把持续的公共投资与大力刺激和扩大社会投资相结合，以增加对投资品的需求，以支撑和维持较为充分和稳定的总需求，保持经济的适度高增长。但是扩大投资只应该是
"支撑"需求的短期和中期战略，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和长期战略应该是提高群众收入，强化消费拉动，走消费拉动投资的协调稳定、持续高增长之路，而不能重蹈重工业优先、投资需求畸增、投资与消费失衡的老路。
(3)要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即"适度双松"。基于当前出现通货紧缩的势态，货币政策应争取有大的作为，要采取多种措施，适度增大基础货币供给量和扩大信贷，并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密切配合，有效发挥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效应。
(4)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既要着眼于当前扩大内需的迫切需要，又要着眼于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的要求。需求不足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严峻问题。不花大力气治理当前的通货紧缩，经济难以复苏，甚至还有可能较长期低速运行。但单靠加大松动和刺激力度，甚至饥不择食，采取超过现实经济承受能力的松动方法，甚至采取银行"开闸式"扩大信贷，即不问企业效益自由供应信贷资金和听任低素质企业自由上市筹资，上述手段可能有快速市场起搏效应，但也有可能由此引发又一轮重复建设和通胀，从而使我国20年"一放就胀"、"一管就死"、"再放又胀"的不良循环继续延续下去。
3.大力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搞活"源头"上振兴有效需求。
为了增加有效需求，有的人主张主要应在财政特别是货币政策的扩张上下功夫，主张通过大大扩大货币量供给，用通胀来快速刺激投资和需求。这种"货币扩张救治论"是基于下述认识：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1993年以来的实行紧缩性的宏观政策造成的，因而，只要大胆实行货币与财政政策"双松动"，需求不足就能得到治理。我们对这种论点不敢苟同。
我们认为，通货紧缩决于货币供应不足的费里德曼理论，也许适合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却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和国情。而且，单纯以货币扩张和膨胀来扩大需求，可能引发泡沫经济和需求"虚增"，特别是在我国转型期的盲目生产和重复建设机制下，通货过度扩张更会强化需求"虚增"，最终导致经济热胀和促使供给畸化。
本书中我们指出了：当前的需求不足是转轨期体制和机制性矛盾导致的相对需求不足，它更主要是体制病的表现，而不是货币供应不足所造成。基于上述认识，因而需求不足的根本治理，在于改革体制，完善机制。在当前特别要着力于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主体，我国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国有经济是我国国内社会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中坚力量和重要泉源。我们已经指出：改革过程中矛盾的积累和国有经济力量的衰减，是国内社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振的重要原因。治理现阶段经济运行中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应该着眼于根本，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从总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强化"需求之本"，从源头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了当前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方针和重大政策措施。我们应该贯彻落实好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要在搞好国有企业科学定位基础上，进行国有企业的布局的大调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和产权主体多元化，进行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造，搞好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企业产权制度，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组建强势大企业，放开搞活中小企业，解除企业历史上形成的负担。总之，要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着眼于提高企业的素质、竞争力从而增强控制力，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要把国企改革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相结合，大力发展混和所有制，以股份制为载体，通过国有控股、参股，以及租赁、承包、托管等等广泛形式，实现国有资本向非国有经济"外延""渗透"与"联结"，从而形成和发展一种新型的公有主导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要在国有企业的重组中实现国有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国有企业的搞活，涉及体制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它要求改革全面推进，实行配套，发挥综合改革的积极作用，避免改革的脱节引起的相互掣肘。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进行工资制度的改革，使其与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相匹配，特别是与国有企业大改组，职工下岗分流和失业扩大的形势相适应，避免和缓和改革深化阶段消费倾向下降的负效应。
只要我们按照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新思路，锐意深化改革，我们完全有可能克服当前国有企业实力衰减，实现国有经济力量重振，并由此振兴企业的投资活动，和在企业职工收入增长基础上，促使社会消费有力的增长和市场的兴旺。
4.加快体制转轨，依靠市场调节机制＋政府宏观调控，争取实现长期的总量、结构均衡。
千方百计扩大内需，启动经济是当前的迫切任务。继续采取恰当的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大力的和有效的刺激投资与消费，我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将会得到缓解，我国经济将能在2000年后实现健康复苏，走向新一轮高涨。但是我们在本书中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需求不足的主要成因是体制性的矛盾和生产方式和结构的缺陷，是转换和增长方式转换中的问题和矛盾所导致。转型期的体制和机制的缺陷，它既使经济盲目扩张，催化"过热"，导致需求扩张和通胀，使经济呈现"短缺运行"，又在一定条件下造成基本消费群体收入增长滞后和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呈现"过剩运行"。我国20年改革进程中已经表现出了一度上述经济运行势态的转换，在90年代中由过去的短缺运行转变为过剩运行。当前实行的反周期政策，在实现调整总量，有效需求得到扩大，市场逐步活跃后，经济过剩运行将逐步得到治理。但目前看来实现充分的和旺盛的有效需求，使经济有适度高增长的能力，还不是三、五年的事。即使是经过一定的阶段，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基本解决后，能否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特别是能否争取实现一种高增长、低通胀的运行势态，既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胀的再起，又避免经济速度不足和偏冷，其前提在于能否保持经济运行中总量均衡和结构协调。
正如本书中所指出：借助于发达的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和有效的政府调控，充分发挥经济机制的自动调节、"协调"、"致衡"的功能，又有效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协调，保证经济的大体稳定和波幅小的运行。因此，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市场体制下的实现持续的低通胀、适度高增长的运行的根本之途，在于加快推进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全面的体制改革，加快向市场体制的转轨，更早地在我国形成健全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