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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加快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十四届五中全会把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实现今后十五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一。从我国农业部门来看,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就显得更加迫切。本文拟就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谈一些看法。
一、 研究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首先重视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进行的增长方式转变研究中,存在严重的"重工轻农"现象,忽视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讨论。其实,无论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特征以及农业发展的现状,都要求我们必须首先重视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要求我们必须首先重视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自主的基础。马克思指出:"超越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①没有农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同样,没有农业增长方式的首先转变,就不可能有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列宁早在本世纪初就很注意"以牲畜、机器、改良种子和改良耕作方法等方式投入每个单位耕作面积上的资本"的增长②,认为集约经营是今后农业蓬勃发展的方向和主要条件。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首先重视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现时的经济具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我国现代工业是在传统农业的基本面貌没有多少变化的情况下,依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支撑艰难发展起来的,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在长时期中又没有给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以应有的扶持和推动,使农业发展缺乏大量的资金、技术支持,导致现代工业同传统农业在技术和效率上的过分悬殊发展,这对我国农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我国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落后的农业要支撑起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支撑起工业化的进程,就必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用现代农业代替传统农业。
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率先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从长远来看,要根本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必须转变粮食增长方式。这是因为:第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耕地面积不仅不会增加,反而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1959年后的30年间,我国耕地年均减少800万亩,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虽然我国尚有46
8亿亩可利用的草原、草山草坡、宜农荒地及沿海滩涂和内陆水面可以进一步开发,但从长远来看,耕地锐减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靠扩大耕地来长久支持农业发展是不现实的。第二,我国农业集约发展水平仍然是很低的。目前农业集约化水平主要体现在改良种子,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方面,但农业劳动手段严重落后,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此外,我国拥有大量中低产田和尚可大力挖掘的复种指数,它们的改造和提高都需要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需要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二、 农业增长方式转变涵义的理解及其衡量指标
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增长方式转变,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也提到了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问题,但都仅限于农业的经营方式。他认为: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靠扩大耕地面积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就是集约经营。根据这一论断,此后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不把粗放型和集约型同农业增长方式联系在一起。如《辞海》中,对它们的解释是,粗放经营即集约经营的对称,以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浅耕粗作的农业经营方式。粗放经营主要是用扩大耕地面积的方法来提高产品总量。集约经营即粗放经营的对称,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或劳动,采用新的技术措施,进行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方式。集约经营是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来增加产品总量。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均有大同小异的解释。
从经典作家和我国传统经济学对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理解可以看出:经典作家和我国传统经济学认定的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是仅限于指农业的不同增长方式,而对农业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解释又同土地利用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衡量农业增长方式的指标就集中体现为土地生产效率。
如果说世界上存在大量未开垦土地,以上论述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世界上可开垦土地几乎殆尽,且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的今天,这一论述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虽然仍是土地,但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此外,科学技术、规模经济等因素也日益对农业生产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涵。
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可以由两种情况产生:一种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增加产生;另一种则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产生。匈牙利经济学家柯尔奈认为,要素增加就是粗放方式增长,要素生产率提高则与集约方式增长相当。我们把这一认识运用到增长方式中,可以得出:仅仅依靠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土地和劳动)扩大而形成的农业增长就是粗放经营增长;更为有效运用农业生产要素而形成的农业增长就是集约经营增长。因此衡量农业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标准可以简单界定为:如果农业产出的增加程度等于或小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程度,就是一种农业粗放经营;如果农业产出的增加程度超过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程度,就是一种农业集约经营。
对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涵义理解还应注意:一是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虽然仍同土地面积有很大关系,但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土地面积的扩大并不都只是粗放发展,也会有集约发展,例如开垦生荒地、新的灌溉地,目前都是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利用新的、有效的生产资料实现的。二是任何时候的农业增长都是粗放型和集约型这两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实践中,不同时期只存在以粗放型为主的增长方式和以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方式。三是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粗放增长中伴有集约因素,例如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农业生产要素扩大;另一方面集约增长中也伴有粗放因素,例如化肥在达到最佳施用量前的不断增加。四是农业内部各个产品、各个地区集约所能达到的程度是不同的。如粮食等的集约化程度可以很高,畜牧业等的集约化程度则相对低一些。五是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同一种因素既可以是集约因素,也可以是粗放因素。如化肥施用量在达到最佳施用量前是集约经济,达到后则变成粗放经营。
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资本产出率可以作为衡量农业集约经营的指标,但这两个指标都只能近似反映农业集约水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般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农业集约水平越高;农业资本产出率越低,农业集约水平越高。但是高劳动生产率并不一定都意味着集约水平高,如果高劳动生产率是由过高的资本投入带来的,那么这种劳动生产率就不是集约化。至于资本产出率,也有局限性,因为它只考虑资本投入的效率,而未考虑劳动力投入和其他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因此全面正确估价农业增长方式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农业的增长额在多大程度上是靠提高生产要素投入的质量实现的。根据这一标准,要科学认识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应该把农业总产出同农业所有生产要素投入进行比较计算出的总要素生产率作为准确反映农业集约经营水平的指标。
三、 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基本估计及其转变途径
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农业单纯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被打破,农业增长已越来越多地依靠集约因素。这表现在:一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都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952年至1994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达到4
02%,粮食亩产年均增长2 71%,棉花亩产年均增长2 85%,每一农业劳动力创造农业产值年均增长2 46%。二是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逐步提高。50年代以来,我国在农业的许多领域中都有重要的技术性突破。中国是第一个开发和优化Ｆ-1杂交稻品种的国家,中国培育的玉米、小麦和甘薯的技术可与世界上最好的品种相比,全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也超过80%。1972-1980年科技进步在农业中的作用仅占27%,1981-1985年升至35%,目前已达40%左右。三是农业教育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已形成了由高等中等教育、农业干部培训、农民成人教育和农村中小学教育组成的农业教育体系,使农业人力资本存量迅速增加。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6.21年,农村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率从50年代初的80%以上下降到22%左右,传统农业中的劳动力低素质状况明显改善。
建国以来农业增长方式虽然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从根本上说,我国农业发展仍是一种以粗放型为主的农业增长方式。其根据在于:
第一,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不断投入的结果。从总体来看,1949-1990年间,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平均只有19
5%,即农业增长中大约只有1/5来源于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反,总要素投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竟高达80.5%以上,呈现出典型的粗放型增长特点。我国人均农业资源本来相当紧缺,但农业发展中的浪费却相当严重。比如,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还不到40%,而一些发达国家已达到70%以上。化肥、农药、种子等浪费也很严重,使农业增长严重依赖物质投入。
第二,农业科学技术含量不高,且不平衡。首先,从农业技术进步看,存在总体水平不高、地区不平衡的特点。根据有关权威部门测算,1980-1990年间全国农业技术进步率为2
5%,其中西部地区较快为3.0%,北方地区次之为2.9%,南方地区较慢仅为1.4%。其次,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薄弱,制约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我国每年大约取得6000项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和普及率只有1/3左右,大部分农业科研成果滞留在实验室和试验田里。再次,我国对科学技术的利用存在要素之间的不平衡。目前,我国对科学技术的利用主要集中在改良种子,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方面,劳动手段严重落后,基本上仍以手工劳动为主,在农业中大多还是使用着传统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方式,农业机械化水平十分低下。
第三,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农民负担过重,直接制约了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的积极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是割裂开来的,农产品增值的收益回不到农业中去。近年来,各地在农业发展中,涌现出了一些贸工农相结合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但从全国看农业产业化仍处于起步阶段。再加之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有些地方的情况甚至相当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全国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比上年增长33%,社会负担增长52%,农民实际负担已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0%以上。这一切都造成务农收益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199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21元,仅及全国职工平均工资3236元的28
5%,这一差异不仅造成了农业劳动者心理上的不平衡,而且阻碍了农业吸纳现代科技和装备,使农业增长方式难以做到较快向集约型为主的轨道转化。
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证农业为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就是要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走上高产、优质、低耗、高效的发展道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首先是狠抓科教兴农,把农业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努力提高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实施科教兴农的方针,主要是抓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每一项农业技术的重大突破,都会对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将给农业带来革命性影响。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对农业增产增效的作用更大。应把技术推广工作当作实施科教兴农的重中之重来抓,特别要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鼓励和支持农业科技工作者到农村去,开展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加强对农民实用技术的培训工作,提高广大农民吸纳农业新技术的能力。二是在农业推广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过程中,要重视继承和发扬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农艺技术,使现代科学技术同精耕细作密切结合,从而有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三是改善农业劳动力素质,提高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农业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农业生产力的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农业劳动力的推动。目前一方面要抓紧农业各种实用技术的培训和提高,逐步把农村青年培养成为各类各级专门人才;另一方面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农民文化素质的培养,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真正建立起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条件。
其次,逐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农业规模经营,是一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方式,有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单一的小生产、小规模的经营是不利于吸纳现代科技和装备的。农业的机械化,是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这对我国当前农业生产无疑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都需要相当长一个过程,目前应积极创造条件加速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从农业规模经营看,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土地市场,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动,使土地使用权相对集中在种田能手手中,形成一定的规模效益。从农业机械化看,目前一方面要优先发展那些增产增收效果显著且经济实惠、适应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民操作和使用的农业机械;另一方面不能单纯着眼于耕作机械化,应使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如水利排灌、植物保护、农田基建、农业运输以及林牧副渔业,都要逐步实现机械化。
再次,必须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农业产业化是把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运输销售业有机地联结成一个整体,实行种、养、加一条龙,贸、工、农一休化,这样就能大幅度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把分散的千家万户同国内外大市场连接起来,带动和组织农民进入市场,通过"市场带基地"的方式,在不改变农户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前提下实现专业化和规模经营,从而为农业吸纳先进技术和装备创造有利条件。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是要发展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联结农户和市场的纽带,其经济实力的强弱和牵动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和成效。与此同时,还应选准主导产业。各地区应从各自的资源优势出发,选择那些市场容量大、单位产出率高、经济效益好的产品作为开发的重点,并以此为导向,形成一个产业发展梯次,此外,还应建设好作为龙头企业依托和农业产业化基础的农产品商品基地,把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与主导产业的形成和龙头企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第四,改善农业宏观运行环境,为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包括:一是要逐步改变向工业倾斜的经济发展战略,由先进的工业向落后的农业实行"反哺",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过快上涨,逐步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二是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要按照深化改革、发展经济、规范管理、加强监督的总体要求,完善政策措施,健全必要的制度和法规,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要加强农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三是要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农产品经营风险大的问题,有计划地建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逐步建立农产品储备制度和农产品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对农产品实行保护支持。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切实改善农业运行的宏观环境,最终推动整个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参考书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55页。
② 列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2卷第47页。
③ 《资本论》第3卷第39、40章,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④ 《辞海》(下)第4428页,460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⑤ 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下)第325页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681、683页。
⑥ 柯尔奈:《社会主义制度》第180-181页,1992年版。
⑦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年份数据整理而得。
⑧ 万宝瑞等:《关于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农业经济问题》1991年第9期第54-55页。
⑨ 冯海发:《总要素生产率与农业发展》,载《20世纪中国农业发展论坛》第18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⑩ 《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研究》第38页,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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