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走出北京，巡视南方。他在沿途发表的重要谈话，具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和感召力，鼓舞了全国，震动了世界。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今天重读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这一光辉篇章，回顾10年来由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开辟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实践的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仍然令人激动和振奋不已。
拨正航向 开拓未来之旅
邓小平南巡，是在苏东剧变，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国内发生"六四"风波，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所谓"制裁"后进行的。在1989至1991年这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70年的苏联轰然倒下，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冲击。当一些人震惊彷徨、要求中国举旗之时，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等24字方针，并且迅速派出李岚清、田增佩等外交、外贸的负责人，与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从而把冲击降到了最低限度。"六四"风波发生之后，邓小平一再向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政治交代"，要求他们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保持改革开放的形象，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当时国内的治理整顿已取得一定成效，西方国家的制裁也已松动。然而在政治思想领域，偏离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航向的思想观念仍然存在。在重要报刊发表的文章中，公然批判我国的改革方向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引人资本主义；宣扬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个体私营经济说成是"六四"事件精英分子的阶级基础，必须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在某大报的社论中，针对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的谈话，居然写上"改革就是要问'姓资姓社'"，……。这些思想观念影响下，市场经济被质疑，抓经济建设不敢理直气壮，国企改革陷于停顿，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受到打击，吸引外资处于停滞状态。这些现象表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正在死灰复燃，冲击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正受到逆转的威胁，热衷于改革开放事业的人们茫然不知所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毅然南下，开始他拨正航向、开拓未来之旅。
奠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百年大计
邓小平敏锐地感到，当时政治思想战线的关键问题是对党的基本路线发生某种程度的动摇，而对基本路线发生动摇，又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仍然没有搞清楚。为此，他用科学的、精辟的、创造性的语言，向人们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五句话的本质，这五句话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与此同时，他又用十分严肃的态度和尖锐的语言，反复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邓小平这段话，尤其是'只能是死路一条'，'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两句话，讲得格外严厉，斩钉截铁。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换来的觉醒。他意味深长地警示人们："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就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他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我们可以意会到，他讲的问题就是老百姓会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会对共产党产生不满，我们的政权就会不稳。邓小平的这些话，痛斥了动摇者，教育了彷徨者、鼓舞了改革者。从此以后，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阶级斗争为纲"论销声敛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得到进一步的贯彻执行。特别重要的是，把基本路线确定为必须长期坚持的、任何人不得改变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百年大计，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回头看看邓小平南巡十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我们就会发现，尽管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性经济衰退、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困难，而我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政治社会保持着安定团结，提前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这种可喜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
排除姓"资"姓"社"的干扰 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为什么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的分析揭露了某些人不敢改革、怀疑改革、甚至反对改革的思想本质和内心世界。当时一些人打着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的旗号，把改革开放中许多正确的东西说成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点到的特区问题、三资企业问题、"傻子瓜子"问题、证券和股市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等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邓小平严词驳斥了这些错误观点，并且从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广阔视野出发，谆谆教导人们："社会主义要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当时一些人把他们认为的姓"资" 姓"社"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正确与否的标准，并且以"权威"的口吻提出："改革就是要问姓资姓社"。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告诉人们，这个说法不对。"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一向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人类社会要进入高级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更必须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突出地位。我国我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要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吸引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因此，在我们国家必须树立起这样的观点：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都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样的观点就是生产力标准的观点，"三个有利于"就是这个观点的具体化。判断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改革开放措施是否得当，都应当以此为根本标准。返观邓小平南巡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党和国家不但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解决了当年困扰人们的关于姓"资"姓"社"的种种质疑，而且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参与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问题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把非公有制经济从补充地位提升到重要组成部分地位，并写进宪法；加入WTO，按照国际规则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就是两个最集中的表现。
创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伴随着对改革开放政策是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对十三大提出的经济运行机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也不允许再提，曾经一度倡导的市场经济也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所取代。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论调又大行其道。邓小平十分关注这一动向。1991年，他在上海的内部谈话中，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上海《解放日报》用皇甫平的名义发表文章，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邓小平讲的，文章一登出来，就引起震动，热烈拥护者多多，强烈反对者甚嚣尘上。必须从根本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已时不我待了。
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搞市场经济，不但在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资本主义理论家在定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别的时候，也都把社会主义的特征定义为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的特征定义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日本经济学家讲日本是混合经济，不是我们所讲的所有制方面的混合经济，而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加政府计划指导的经济。这些争论和定义，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从资本主义的实践看，尽管市场经济是基础，但所有国家都有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少国家还有政府的长期、中期、年度计划作指导，所有企业都根据市场需求制订己的计划。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并不排斥计划，而是排斥中央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从社会主义的实践看，中央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排斥市场，取消竞争，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损害，使经济发展走进停滞以至倒退的死胡同。必须采取市场经济的手段才能把它解救出来。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尾巴"反复割而不断，在改革开放年代，放开市场后，社会生产力发展蒸蒸日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排斥市场经济，过去的排斥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人为的。
邓小平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总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验，抽象出了一条浅显而又寓意深刻的道理：计划、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结论，排除了附加在这些经济学概念上的意识形态障碍，超越了一百多年的时空，修正了传统理论的缺陷，创立了符合事物本质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向人们讲述这一重要发现，使许多人的头脑为之一清。在邓小平南巡后的十年间，我们高兴地看到，通过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邓小平的理论变成了中国的社会实践。使我们可以骄傲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已是市场经济国家，尽管它还不够成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有资格成为WTO的正式成员，才可以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
制订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
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们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这个大政策一出，立刻成为调动各方面人们劳动积极性的巨大动力。之后，邓小平又把这个大政策运用到区域经济发展上。邓小平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副的捷径。"1984年开始实施的沿海发展战略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提出来的。邓小平非常重视共同富裕这个大原则，为此，他又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邓小平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大政策，实际上是他用最浅显的用语表述出来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非均衡与均衡发展的理论问题。中国在总体上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大国，同时在区域间又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非均衡的发展战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对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给以体制、政策的扶持，让它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壮大整个国家的国力；待条件成熟时，再实施均衡发展战略，用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推进落后地区在先进地区的帮助下加快发展。这种非均衡战略和均衡战略的交替运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取得了成功。
中国是运用非均衡战略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到20世纪末，中国的GDP总量达到89403。6亿元，折合10800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近6倍，仅居西方七国之后，2001年已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七。而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所作的贡献达到65％。由此看出，中国实施非均衡战略之重要，邓小平理论贡献之伟大。
在1992年春的南巡中，邓小平念念不忘"两个大局"。但他所关注的已不再是前一个大局，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所关注的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基础上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后一个大局的问题。邓小平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且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顺利解决沿海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1999年6月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陕西发动的西部大开发，就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具体体现。令我们特别高兴的是，在西部大开发中，不但西部有了国债资金、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贷款等巨额投资，使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得到大规模开发；而且东部凭借积累起来的庞大资本和自我发展的实力，加上台资、外资和高科技产业的涌进、西部大开发对投资品需求的带动，发展更加蓬勃。这一景象，正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的希望所在。
告诫后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南谈话中，邓小平把改革开放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思想障碍，联系党的历史，提高到右和"左"的高度来教育后人。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
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 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是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邓小平的这段话，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邓小平之后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警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党。在党的历史上，右就是丢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使党走入歧途；"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离开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实际，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使党丧失了生机和前进的动力，导致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甚至亡党亡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十四大提出、十五大正式写进党章的邓小平理论，都是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主义和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反右、主要是反"左"中产生和确立起来的。如果时代在前进，而担负着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但不能创新，反而把只适合于某些历史条件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加以反对，那么这个党的理论就失去了指导思想的意义，这个社会必然要停滞以至倒退。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在国际上，我国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已经成为参与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建立国际新秩序、保持国际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国内，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进入一个与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时代都有很大不同的新时期。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就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提出新问题，回答新问题，作出新概括，进行新的理论创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个历史关头发表"七一"讲话，提出"与时俱进"的口号，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南巡谈话指明的方向，表现出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在这样一个时期，右和"左"的思潮特别是"左"的思潮还会冒出来进行干扰。我们一定要牢记邓小平的教导："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概括，并不过时。（引文均见《邓小文选第三卷》）
（写于2002年春节）
（载《开放导报》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