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变东亚经济格局的四件大事
在2001年10月到11月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外交
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四件大事。
一、10月20－21日，在中国上海成功地举办了第9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二、11月6日，在文莱斯巴加湾市举行的东盟和中国10＋1首脑会议上宣布，中国和东盟将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
三、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级会议上，一致通过中国成为WTO的正式会员国；
四、11月28日，在香港举行的第14届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龙永图宣布，中国政府正考虑加入WTO后，在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
这四件大事，特别是后三件，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思维和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并将对东亚经济格局以至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大家知道，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合作问题上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为此，从1986年起，坚持不懈地为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GATT）中的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了15年的努力，终于在2001年10月11日获得成功。对于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利弊，中国是十分清楚的。国际上反全球化、反WTO的声音不绝于耳，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但不论什么情况，中国始终没有动摇。因为我们深知，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生产社会化的更高阶段，有利于商品、资本、技术、知识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全球经济的发展。这种趋势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必须打破封闭、半封闭的状态，把经济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和繁荣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还明白，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是发达国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他们在全球化中得益最大；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中国经济落后，在同发达国家竞争中，面临很大压力。加入WTO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机遇。中国必须抓住这个机遇，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学会运用WTO的规则来保护自己。因此，中国加入WTO有三条不可动摇的原则：一、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不能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来对待中国；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2001年的人均GDP仅为960多美元，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三、中国是独立的、负责任的国家，必须在权力和责任对等的条件下加入WTO，不能把不平等待遇强加给中国。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产物，是实现全球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现在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成功和比较成功的有欧洲联盟、美加墨贸易协定和东盟。欧洲联盟已进入更高级的统一货币（欧元）时代。这种基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合作组织，今后还会有很大的发展；一些跨地区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已出现，如日本与新加坡即将签署的《新时代经济联携协定》就是这种形式。
长期以来，中国在对待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炯然不同。中国与周边国家积极推进睦邻友好，发展双边经贸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取得很大成就，使中国经济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但涉及区域政治、经济合作，中国始终采取慎而又慎的的不介入立场。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确信能够加入WTO以来，中国的经济外交思维和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置身事外，转向作用其中"（1）。先是加入了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发起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其后，为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于今年6月15日建立了当今世界唯一的集安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为一体的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四国的"上海合作组织"；去年，在10＋1的基础上发出了建立中国与东盟10国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今年10月6日正式达成了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与此同时，中日韩3国也建立了相应的机制和10＋3机制。中国政策的这种转变，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和广泛欢迎。
中国的国际区域合作政策为什么会"从置身事外，转向作用其中"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要实现21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良好的双边关系始终是十分重要的，而多边合作更能实现这一目标。为此，中国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在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打破旧思维，另创一种新格局，开辟一片新天地。多边合作组织必须以共同利益为前提，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紧密的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合作组织的根本宗旨。"上海合作组织"就是围绕6国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分裂主义、反极端主义的共同要求，进而发展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而设立的。其中，中国的目的在于解决与中亚的恐怖、分裂、极端组织沆瀣一气的"疆独"和发展同中亚诸国的经贸关系，推进共同发展，从而为中国、也为周边国家创造一个繁荣、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二是中国的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成长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已为周边国家和世界许多国家所认同，中国参与区域性合作组织不再有重大的政治、经济上的障碍。在过去许多年中，一些不负责任的泱泱大国，到处宣传中国军事威胁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又到处宣传中国经济威胁论。力图把中国塑造成为一个威胁周边国家安全、阻碍邻国发展的对外扩张型国家的形象。这种宣传曾经使一些国家产生某些疑虑，但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从不为任何强权势力所左右；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完全是实行正确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对国际社会是一个重要贡献；而且，迄今为止，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不但与发达国家望尘莫及，与东盟一些国家相比，也差距甚远，根本不可能对任何国家造成威胁。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多次危急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这种对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尊敬和赞赏。更说明，中国对国际经济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不但不是威胁，而已是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稳定和促进因素。中国主动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与邻国一起建立自由贸易区，已得到许多国家的信赖。
三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合作组织创造了条件。中国参加国际区域合作组织策略的变化，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长期受到国际霸权势力的围堵，甚至被视为潜在的假想敌。他们不但向中国直接挑起争端，而且插手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事务，挑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在经济上，阻碍中国加入WTO，更不愿意中国加入区域经济组织。现在国际形势正在朝着与他们意愿的相反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美国、日本以及全球经济衰退下，中国增长势头不减，而且昂首挺胸加入WTO。加之发生911事件，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依存出现许多不确定因素，而中国则是当今世界最安全、最稳定的投资场所，同中国合作反而有许多新的发展空间。中国积极主动推进的同俄罗斯、中亚诸国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同东南亚10国建立的自由贸易区，都是没有美国介入的区域性组织，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对霸权主义围堵中国的突破，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建立的面向世界的平台。尽管今后还会遇到曲折，中国总会在遵守规则、履行义务的前提下，沉着应对，勇敢地走向世界。
（二）全力打造中国－东南亚自由贸易区
在上述四件大事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与东盟10国达成协议，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
前面说过，当今世界有三个运作较好的区域经济体，一个是欧洲联盟（EU），这是一个已成型的、一体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体，2002年就要正式使用共同货币欧元，与美元形成两大金融体系。另一个是美加墨贸易协定（NAFTA），是以美国为主体的，很有可能按照美国的意图，把南北美洲都包括进去。再一个就是亚洲的东盟。东盟的全称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于1967年8月7－8日在泰国曼谷正式成立。开始是5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1984年1月文莱加入，成为6国。去年又把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吸引进来，扩大为10国。东盟曾在1992年雄心勃勃地宣布2003年实现东盟内全面的自由贸易，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不发达新成员的加入，一些成员国内部政局不稳，政权更递，原来设想的目标尚未能实现。东盟的最大缺陷是没有本地区大国的参与。据学者分析，当今世界GDP处于前30位的国家，都加入了本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唯独中、日、韩三个大国一直游离在东盟之外。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中、日、韩三国和东盟诸国都感到了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必要性，经过多次协商，形成了10＋3、10＋1机制。但是，在亚洲，首先在东亚能不能形成一个象美洲和欧洲那样的大的经济体？一般都认为难度很大。
日本的雁行理论曾风行一时，日本是带头雁，其他国家分几个梯队跟着飞。从技术和产业的推进上日本确实起了带头作用。但是，难以与周边国家形成区域合作组织，特别是有两个因素难为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一是日本对待二战时的侵略行为一直没有认真反省，而且不断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二是日本与美国是同盟国，东南亚国家都存有戒心，因此，日本虽然经济实力强大，但在东亚地威信不高，而近10年来又处于经济不振的境地，当不成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带头雁。
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历史源渊流长。但由于多种原因，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也有许多戒备。过去东南亚国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威胁。在冷战时期是共产党的威胁，因为中国曾支持过印尼等国的共产党；又和邻国进行过边界战争；东南亚是全世界华裔、华侨最多的地方，他们善于经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一些国家对他们总不放心。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有很大改善，但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又使一些国家感到竞争的压力，他们疑虑：中国对东南亚是不是又构成经济威胁？所以，对与中国合作也存在某些不信任。
在东盟内部，10个国家发展层次存在很大差别。有发达国家，有中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有人均GDP还很低的不发达国家。同时还存在民族、宗教矛盾和政治、社会等不稳定因素，内部协调难度较大，特别是没有核心力量作支撑，距离成熟的区域经济体，还要走很长的路程。
为什么难度很大的事能在一年时间内达成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呢？笔者分析有以下一些因素：
一、中国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东盟形成共识。过去在东盟眼里，中国有4大威胁：共产党威胁，军事威胁，华裔华侨威胁，经济威胁。现在他们看，中国还是是共产党领导，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不再做向别国推行共产主义、支持别国共产党那样的蠢事；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内，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对外，搞实实在在的睦邻友好关系，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邻国和平共处；对华人、华侨，除早已解决了的双重国籍问题外，一向鼓励他们为所在国作贡献。在这些方面东南亚的国家和人民都已是心知肚明的。在经济方面，中国确实比过去强大多了，但发展水平同东盟诸国差不多。有竞争是正常现象，没有国际竞争，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会进步。但是，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是讲大局的政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始终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就是一个顾大局的重要例证。中国积极推进10＋3、10＋1机制的建立，拿出外汇储备来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是另一个重要例证。总起来看，中国和东盟之间正是由于这些疑虑的消失，才会有今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二、中国与东盟发展水平大体相近，既有竞争，又有更多更大的合作空间。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是相近的。中国和东盟都有发达区域，同时也有不发达区域。中国的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市是发达地区，与东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发展水平略有上下；中国西部的一些地区包括与东盟国家接壤的地区，都是未开发区域，落后程度分不出彼此。在产业方面，东盟国家在工业电子方面占有比较优势，出口比重很大；中国则在家用电器和纺织服装方面占有比较优势，在这些领域存在着相互的竞争。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发展速度快，政治社会稳定，许多国家都把中国视为亚洲经济稳定的柱石。
不久前，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能够不负亚洲众望吗？》（2）的文章，明确提出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合作的要求，文章指出，"货币稳定、资本输出、开放它的庞大市场，是中国邻国希望它作出的三大贡献。"在货币稳定方面，文章认为：911事件后，亚洲各国货币又处在一个极不稳定的时刻，"亚洲邻国自然希望中国会再次使自己的货币保持稳定。同亚洲其他经济实体比，中国具有这样做所必要的财力。在10月中旬，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得到创记录的2000亿美元，这就为抵御外部冲击提供了有力的减震基础。"在资本输出方面，文章指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流向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2/3流入了东盟国家，现在有2/3流入了中国。人们希望增加它的资本输出，邻国正计划用中国的资金铺设把它们与中国连接起来的铁路。"在开放市场方面，文章指出，"大多数人还希望能够通过向亚洲国家开放更大的市场，为这一地区的经济稳定作出贡献。"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可以认为是代表东盟与中国合作立场的宣言。这三个问题都切中了东盟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要害，问题在于中国能不能做到。
我们从朱总理在10＋1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看到，这三方面，中国都是可以和可能做到的。如人民币汇率，尽管存在着升值和贬值双重压力，但中国政府仍一再宣布，中国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再如资本输出，中国当然不可能有大量资本投向东南亚，但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向东盟国家的投资将会大幅增加；就政府投资而言，朱总理在10＋1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出资500万美元资助湄公河的航道疏浚工程，以援助方式承建昆明－曼谷公路老挝境内1/3的路段，同时还承诺，只要东盟最后确定泛亚铁路选线方案，中方将尽快启动相关线路的修建或改造。为此，朱总理还建议，双方建立交通部长会晤机制，加强沟通与协调。至于开放市场，是中国加入WTO应承担的义务，不存在什么障碍；为了支持东盟内部缩小差距，中国还将适时向东盟中的三个不发达成员――老挝、柬埔寨、缅甸提供特殊优惠的关税待遇；根据东盟一体化的需要和中国、东盟各自的优势，中国还建议把农业、信息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湄公河开发作为近期合作的重点。从以上分析看出，中国与东盟之间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并非一些人宣传的那样竞争大于合作，而是合作大于竞争。
三、中国与东盟诸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存在边界和领土争议问题。近年来，经过双边和多边谈判，有些问题已经解决，有些正在解决；有些难题，如南沙问题，中国已提出了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建议与东盟磋商，相信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内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还有两个政治上互信互任的问题需要讨论解决。一是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问题，朱总理明确表示，中国赞同条约的宗旨和原则，对加入条约持积极态度；二是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问题，朱总理明确表示，我们将继续支持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的努力，愿意尽早签署议定书。以上这些已经解决和正在解决的问题，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双方的政治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从而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四、没有美、日、韩参与，可以避开一些矛盾，同时也为日、韩等国和地区的加入留下余地。这次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商和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是在10＋3会议的同时进行的，并没有回避日本和韩国。美国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没有地缘关系，不存在加入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但是，日、韩毕竟是东亚大国、强国，没有它们参加，无疑是一个缺陷。然而，由于日本和韩国正在进行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而且日本期待日韩自由贸易区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核"；中、日、韩共同合作项目的研究已在3国政府研究机构间展开；再加上中日之间、韩日之间、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都有历史遗留的介蒂未结，而日、韩与美国又有特殊的盟国与驻军关系，现在加入，双方都会遇到许多困难。暂不加入，对双方都有好处。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曹景行先生展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下去，日本、韩国都有可能加入，说不定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想和这个经济体联为一体。（3）曹先生没有讲印度，笔者认为，在条件和时机成熟时，印度加入并非不可能。回头来看看欧盟，不就是由小到大的吗？再从欧元的推进看，英国加入欧元区是迟早的事，但毕竟现在还没有加入。
美国有自己为主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将扩大到南美。欧洲、亚洲的自由贸易区都与美国无关。欧洲联盟敢于实行与美元抗衡的欧元，实际上是一种金融体系的进步，毕竟欧元把欧洲国家的多种货币统一起来了。亚洲要建立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是亚洲人的事，过去曾受到美国的干预。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亚洲国家领导人讨论亚洲自由经济区问题，美国声称一定要参加，说什么亚洲有美国的利益，当即受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反对，但亚洲经济区也没有建立起来。这次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没有听到美国公开说什么话。这是一个好的征兆。我们希望美国认识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非对抗美国，不是筑起壁垒。要象对待美加墨贸易协定、对待欧洲联盟那样，善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将来更大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在自由贸易区之间展开公平竞争，经济全球化就会发展得更快。
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促进了这一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尽快成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去年10＋1会议上中国朱总理提出的倡议。当时的舆论认为是试探性的、看反映的，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可能。但仅仅一年时间，突然看到这个难度很大、甚至不可能的事变成双方都积极推进的现实，令世人吃惊。特别是看到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提出的长达107页的建议书，对怎样建立自由贸易区已有很多具体的设想，更令人赞叹。
这种积极推进的速度与多年积累下来的互信互任有重要关系，但这一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器。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在两方面：一是美国经济下滑，日本经济不振，牵动世界经济增长萎缩，刚刚开始复苏的东南亚经济又走上下坡路。二是911恐怖事件，不但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进入萎缩，而且使整个世界走进一个从未有过的迷茫之中。这两个事件，使东南亚国家的心态发生很大变化。他们非常担心经济问题，深深感到不能再单一地依靠美国市场，而应当在区域内部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和发展空间，无需舍近求远。因而在看到来自中国的挑战的同时，也看到了合作和发展的机遇。他们一直强烈谴责恐怖主义活动，但是并没有说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这是东南亚国家本身的处境造成的。因为在东南亚国家中，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有相当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他们担心会不会因911事件引起国际冲突，把他们也卷进去。他们希望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合作空间，而这个空间只有亚洲最为安全。中国也同时受到这两个事件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下降，但中国有近13亿人口的广阔市场，实行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进一步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因而仍能保持当今世界最高的增长水平。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中国支持美国，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了依靠联合国和防止伤及无辜的立场。这两个事件促进了中国和东盟的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目前共有18亿人口，GDP为1万多亿美元。10年后，人口将达到20亿，GDP将达到2万亿美元。现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在启动，一些合作项目已开始实施。相信它一定能够成功。
（三）创建一国两制下自由贸易区的新模式
11月28日，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WTO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讲话中指出，中国加入WTO后，急需建立一个既符合WTO规则，又能促进内地和香港合作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他还说，这个建议是由香港董建华特首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的。中央政府肯定了这个建议，并将澳门也包括在自由贸易区内。因为"三通"问题还没有解决，台湾暂时还不能加入。这个信息一披露，立刻引起港澳台和内地特别是广东沿海地区的广泛关注，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响。
一、中国加入WTO后，形成了一个一国之内三个WTO成员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如何在WTO的框架内集三个成员之力，整合和发展中国版图内的经济，是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在台湾"三通"还没有解决之前，首先整合和发展内地与港澳的经济关系更是当务之急。
香港在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同时香港也从内地经济发展中获得巨大利益。但随着内地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经济的快速成长，以及上海、广州、深圳、大连、厦门、青岛、宁波等沿海城市的蓬勃兴起，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发生着不利于香港的变化。香港作为中国唯一的转口贸易港的地位，已逐步为上海、深圳、广州、宁波、大连、青岛等众多港口所分割，两岸实现"三通"后，香港转口贸易的地位将进一步削弱。香港的制造业有80％转移到内地。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既改变了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又使香港赚了很多钱，但随之而来的是香港产业的空洞化。香港没有及时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产业，丧失了机遇。香港在内地有大量投资，可以说中国的外资是通过港资带头才大量引进的，但港资规模小、投资者眼光短浅，没有形成大的气候。香港的金融业十分发达，重要原因之一是外国资本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在国际市场筹资。现在外国资本许多都已直接进入中国，香港的中介作用也在下降。香港一些人一直盯着上海，公开言论中不说，心里却怀疑，是不是中央政府有意扶持上海，挤垮香港？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上海与香港确实存在着竞争，但由于二者区位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功能作用不同，根本不可能发生谁取代谁的问题。中国加入WTO是件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的好事，但对香港来说，过去享受过的优惠政策，在两个WTO成员的格局下，也难以继续实行下去。香港发生的这一系列的变化，可能有政策和工作上的失误，但总体上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只要中国搞改革开放，香港就必然要发生这些变化。可以说，香港促进了内地的改革开放，内地的改革开放促进了香港的繁荣；同时，内地的改革开放也使香港渐渐失去了过去的优势，使人们不得不考虑，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给香港重新定位，如何进一步调整香港的产业结构，如何使香港和内地的经济更好地互补互利、协调发展，如何进一步发挥香港作为世界贸易、金融中心的作用，重振香港的雄风。所有这些，就是促成构建内地与港澳自由贸易区设想出台的根本因素。
二、在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提出厦门可以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中央关于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文件中，提出要在大连实行自由港的政策；在讨论深圳的发展战略时，主流的意见是"放开一线，管住二线"，放开一线就是要深圳和香港开放边界，实行货物、资金等自由流通。在讲到全国的对外开放布局时，邓小平的主张就是全国再建几个香港。这些设想都是非常好的。偌大的开放的中国，需要的是几个香港、几个上海。但是应当承认，要在当时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行自由港的政策，条件是不成熟的。就香港而言，还没有回归，还没有实行"一国两制"政策；就内地而言，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远没有到位，要求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GATT）缔约国地位的申诉刚刚启动。现在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已经成熟，需要研究和设计的问题是采取何种模式。
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实际，笔者认为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
（1）区域接壤地自由贸易区。内地与港澳有两个直接接壤区，一是香港与深圳，二是澳门与珠海。深圳和珠海是中国的经济特区，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二者之间均有边境线和海关隔离。过去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落差很大，经常发生内地向港澳的偷渡事件。现在深圳、珠海经济发展水平已大幅提高，特别是深圳的高技术产业、日用消费品产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物流业、旅游及其他服务业发展很快，海陆空交通、城市建设和城市环境，国际闻名。深圳与香港货物、人员、资金流动频繁，每年通过深圳罗湖口岸往来的人数达数千万人次之众。深圳、珠海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不但偷渡现象绝迹，近年来反而出现大批香港居民到深圳购物、买房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把深圳与珠海开辟为自由贸易区，与香港、澳门联系起来已不再存在什么困难。过去议过多次的"放开一线，管住二线"的政策，可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参照实施。香港面积为1000平方公里，人口670万；深圳面积2000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两地加起来3000平方公里土地，1200多万人口，并不比上海、北京大。如果能够实现两地的经济整合，统一规划两地的交通，规范两地的法规，发挥两地的优势，就能造就一个屹立于中国南海的，在一国两制下，按照WTO的规则运作的，面向内地、又面向世界的"港深自由贸易区"，珠海、澳门可采取适当形式加入。
（2）共同市场式自由贸易区。WTO倡导的是全球范围的共同市场，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洲际共同市场，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体等则是次区域性共同市场。笔者在这里指的是，采取共同市场模式，建立中国版图内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也是一个次区域的共同市场。
根据初步统计，当前两岸四地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约4000多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约1.1万亿美元，人口约13亿。国内市场规模之大、外汇储备之多、对外贸易额之高，均居世界第一，GDP总量居世界排名第六，在WTO中占有3席地位。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按照WTO的规则，把这样一个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历史、同一文字、同一语言、经济发达而在政治上又有相对独立性的四地组织在一个自由贸易区中，对四地、对中国、对亚洲、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这种主张不是现在才有。早在上一世纪90年代，两岸的有识之士就以中华经济圈、华南经济区、两岸经济区等名称，开会、研讨、出书，10多年来，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没有进展，但实质性进展很大。
尽管台湾当局推行所谓"戒急用忍"政策，但都无法阻止台商对大陆越来越大的贸易与投资，如果没有大陆贸易的支撑，从1993年至今9年时间，台湾的外贸都会是逆差；台湾与大陆的贸易和投资，大都是通过香港来进行的，香港在两岸经济交往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因此，从实质上看，两岸三地再加上澳门的共同市场雏形已经显现。现在台湾也以中国台北特别关税区的名义加入WTO，组成自由贸易区更增加了一个积极因素。因此，拟议中的内地和港澳的自由贸易区最好是有台湾参加的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至少应给台湾留下席位。
（3）新加坡－日本投资协议式自由贸易。传统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般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构筑统一的对外关税；第二步，人员、资金、商品、资讯的自由流动；第三步，统一货币，如欧元区。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研究中心朱文晖博士认为，按传统办法组建内地和港澳自由贸易区，要花很长时间。可以借鉴最近一段时间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与日本谈的自由贸易协议，实际上是一个投资协议。不是整体的关税减免，而是选择某些行业来进行关税减免。如把电子信息产业做切入点，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再扩大到其他方面。内地和香港之间，可在投资方面有一个互惠的安排，同时，选择香港的某些行业进行关税减免，相关货物自由流动；在要素方面，可以通过投资的安排，慢慢推动人员和资金从香港到内地单向流动变成香港和内地之间双向流动。（4）
以上三种模式，还可能有其他模式，都可以加以比较研究，有些也可以同时采用。笔者要强调的是，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是基本模式，可称为中华自由贸易区，也可称为海峡两岸自由贸易区，还可称为海峡两岸经济共同体。在建立内地与港澳自由贸易区时，要防止为它设置障碍。
三、香港应重新定位，扮演新的角色。香港经过100多年的风风雨雨，扮演过各种角色，从不断转换角色中成长壮大起来，成为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自由贸易最成功的城市，服务最周、效率最高的城市。历史上香港角色转换之快、之精，受到世人高度钦佩。如今香港又到了新一轮转换角色的关键时刻。20世纪80年代，当中英谈判达成香港97回归协议之时，香港曾委托美国斯坦福研究院做过一个发展战略，题名《共建繁荣》。内容是香港要依托内地的改革开放来发展自己。香港按着这个战略思路转变了自己的角色，取得很大成功；97回归，恰遇到强烈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在最危急的时刻，香港特区政府挺身而出，带领港民与金融大鳄搏斗，保卫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表现出了应对强风暴角色的非凡能力。现在香港面临的是，处于强势发展的中国，要求香港扮演一个更强势的角色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迅速推进的时代，要求香港扮演一个国际化程度更高、服务水平更现代化的角色，用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为全世界特别是为亚洲各国和地区服务，为主导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服务，从而把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此，香港应以自己为轴心，创建向内、向外两个新的扇面，一个扇面面向珠江三角洲和内地，一个扇面面向亚洲和世界。建立内地和港澳自由贸易区，就是要给香港搭一个新的平台，让香港在新的角色转换中起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同样给香港搭起了一个平台，开拓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让香港在这个平台和空间上尽情表演。笔者认为，香港又到了一个制订新的发展战略的时刻，象10多年前制订《共建繁荣》那样。
（四）台湾经济出路：回归中国经济一体化，亚洲经济一体化
台湾经济有几十年的良好表现。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表现出经济有良好的基础。在电子信息产业上保有世界级的地位，反映出台湾产业处于国际的前沿。但是，今年以来，台湾经济一路下滑，跌到负增长的境地。美国经济衰退，全球经济萎缩，对台湾影响不浅；但根本问题还在台湾自身。
台湾当局对台湾经济的发展方向曾作过多种、多次决策。90年代初，曾雄心勃勃地推进所谓"亚太运营中心"的计划，其目的是吸引跨国公司将其亚太地区的业务基地和总部放在台湾，以统筹其区域内所有分支机构的业务，管理跨国性高附加价值产业的经营；暗含的目的是削弱香港的亚洲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当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台湾要建立"亚太运营中心"必须以大陆为腹地，为此必须实现三通。而李登辉不但反对三通，反对西进，而且鼓吹台湾资本南下，结果，"亚太运营中心"计划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其后李登辉又推行"戒急用忍"政策，企图封杀台商到大陆的投资，遭到台商的强烈反对，并以各种迂回方式投资大陆，南下的资本也陆续转往大陆。被台湾当局长期遏制出境的电子信息产业，2000年开始大规模迁往大陆，大企业投资不断增加，在上海、苏州、东莞、昆山等地出现了台商投资集中的据点。今年台湾经济一蹶不振，靠美国、日本都不行了，台商自然就要找大陆。因为大陆市场庞大，经济增长势头不减，又是同文，同种，血脉相连，任何政策都当不住这种有着亲缘、血缘关系的市场吸引。台湾当局在加入WTO前匆匆宣布取消"戒急用忍"政策，实际上这个政策早被台商冲破,不得不宣布取消。
最近两个月，中国发生的改变东亚经济格局的四件大事，都深深触及台湾，使台湾当局处于尴尬境地。一是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问题，台湾当局拒绝按惯例参加，而与会各国和地区领导人，竞没有一个愿意为台湾"仗义直言"；二是台湾加入WTO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件有利于两岸经贸合作的大好机遇，而台湾当局却要把"三通"问题放在WTO框架中来谈判；三是中国和东盟达成了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台湾被游离在外，造成很大震动。据报载，在台湾作过经济部长，对台湾经济高速成长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台湾企业界、经济界享有盛望的的赵耀东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泪横流，对台湾经济未来前景很感慨，很担心，担心台湾真正变成边缘化。（5）四是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宣布，要在内地和港澳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当记者问及台湾是否参加时，龙永图回答，"三通"都没有解决，怎么参加？从这些问题中，笔者感到，在新的亚洲经济格局下，台湾当局若不改变政策，经济确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东亚经济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台湾的处境，使台商的心态受到很大冲击。他们普遍厌倦内耗，加速了西进的步伐。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写道："尽管台湾朝野仍然沉醉于大选过后的政治角力，越来越多的台商却用前所未有的速度拥向海峡对岸。他们无视台湾的选举与政争，一心一意抓住中国大陆的商机，利用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契机，加速两岸经济整合。台商已经厌倦于政客的口水战，也不屑于统独争议，他们跳出两岸不明朗的政治阴影，用脚投票；以具体行动前往大陆，赶搭投资中国的经济快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不管台湾政治版图如何变幻，台商加速西进，构筑本身的经济版图，估计目前台湾百万商人已经在大陆累积投入1000亿美元。"（6）
台湾经济不仅存在自绝于东亚和被拒于东亚的危险，而且经济结构正处在重大转型关头。强势的台湾电子信息产业，既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又受到韩国产品的严峻挑战，处于下挫境地，如何调整台湾的经济结构尚无良策。如没有大陆的市场和低成本劳动力的支撑，这次经济转型将是很困难的。
对这些问题台湾学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在一起进行讨论，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当前最需要回答的是台湾经济向好处去？笔者认为，最终要回归到中国版图内经济的一体化上来。
20世纪80年代，台湾丘创焕先生曾倡导中华经济圈，笔者和大陆的一些学者,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在大陆和台湾发表；今年，萧万长先生又提出建立两岸经济共同体；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王冷一先生最近也写文章：《一国三席：整合两岸三地经济》，提出建立两岸共同市场。（7）这说明，两岸学者对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看法都是相通的。再从现状看，两岸的贸易和投资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1993年以来台湾的贸易顺差一直是靠与大陆的贸易来实现的。如果没有大陆贸易的支撑，台湾将连续9年出现逆差。台湾对大陆的投资，《亚洲周刊》估计累计已达1000亿美元，按现在的速度，很有可能超过港资的规模。按照WTO的规则，大陆企业到台湾投资已指日可待，大陆商品进入台湾，台湾企业在大陆生产的产品返销台湾，都将成为现实。金融业也将相应跟进。这种形势，正是两岸建立经济共同体的最好时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克服政治上的阻力，寻找具体的操作方法，不要流于口号。为此，笔者在本文讨论拟建立的内地－港澳自由贸易区时，特别强调要有台湾参加；一时参加不了，也要给台湾留下席位，不要设置障碍。
台湾是东亚经济、亚洲经济的重要成员。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曾对亚洲和世界经济作过贡献，起过示范和带头作用。台湾经济已是国际化经济，但根还在亚洲特别在东亚。孤立于亚洲之外，台湾经济将失去腹地依托。因此，台湾经济回归东亚、回归亚洲是必然趋势，把前途寄托在美国身上，根本没有出路。将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定要有台湾参加，东北亚的经济合作也要有台湾的参与。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可以多方探讨。
"三通"是困扰这些问题解决的重要障碍，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把钥匙。最近笔者从台湾《工商时报》上看到，对台湾当局不开放"三通"，不仅台商有意见，在台的外商也有意见。报上说："7月19日戴尔电脑公司及IBM公司采购主管在台北IPO（国际采购据点会）上表示，如果再不三通，他们将把设在台湾的"亚太采购总部"搬家到香港。日前，台北市美国商会及台北欧洲商务协会两大外商集体表达同感，并直言相陈，若不三通将伤害台湾对外资的吸引力。然而台湾国策顾问黄天麟和台湾央行官员们却说，如果贸然开放大三通，台湾将面临边陲化。"（8）
两岸三通导致物流、信息流的畅通，运输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是经济学的常识。这样易懂的问题，台湾当局自然也是清楚的。在两岸都加入WTO、贸易和投资规模愈来愈大的情况下，守不住这条防线也是意料中的事情。但台湾当局仍然对三通百般阻挠。说明三通已超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的范围，而是人为的超经济问题了。两岸加入WTO后，台湾当局企图把三通问题放到WTO框架中去解决，这是一个新制造出来的麻烦，当然会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为台湾经济发展的未来计，台湾当局应放弃这种主张。
（2001年12月9日写于北京，12月23日修改于成都）
（载《改革》2002年第2期，《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