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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在四川省委济经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林 凌
（2002年7月4日）
学习了江总书记5.31重要讲话和视察陕西、四川、重庆时的重要讲话，学习了周永康书记在党代会上的报告和向江总书记的情况汇报，受到很大的启发。对即将召开的16大的基调，对我国和我省经济形势的基本面，对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要求，对省委在新跨越中的思路和举措，都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
下面我讲几个问题和看法：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前景的展望
最近，国际、国内人士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非常关注。各种分析会、研讨会、预测会开得很多。朱熔基总理6月24日邀请12位经济学家举行的座谈会尤其令人关心，到处打听会议的内容。
其所以这样关心，主要是因为，国际、国内经济都处在下滑到恢复性上升的时期，经济的、非经济的变数很多，不确定因素很多，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政府领导人都希望从分析和判断中看到趋势和前景，找到新的持续稳定发展的对策。
总体上看，我对世界和中国今年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看好的。
从国际形势看，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一个月内调整了两次。一次是由5.8%下调为5.6%；一次是由5.6%上调为6.1%。不管是5.6%还是6.1%，都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好兆头。美国几个大公司，如安然、世界通讯、施乐等制造几十亿美元假帐的大案被曝光，对股市影响很大，出现GDP上升、股指下跌的反常现象；但我认为这些现象除反映了美国经济的黑暗一面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客观上发挥了挤出过去网络经济形成的泡沫的作用，这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是有利的。美元贬值的趋势还看不清楚，但至少当前也会产生一种挤出泡沫的效应，对美国经济复苏有利。美国政府为了复苏经济采取了许多保护主义措施，如动用国内法201条款，限制钢铁进口，增加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但美国霸气十足，就要这样做。为什么？为了恢复经济。从半年来的趋势看出，尽管发生了9·11事件，美国经济的元气并未受到大的损害。美国经济确实已经开始回升。美国经济回升，带动了日本、欧盟、东南亚等经济体的回升，世界经济将开始走出困境，但这种复苏还是脆弱的，仍然会有种种曲折。
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今年初，中央指出，对困难一面宁肯估计得多一些，把今年GDP的增速定在7%左右，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今年上半年，中央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力推进扩大内需的方针，加大投资力度，灵活调整进出口策略，利用加入WTO的有利机遇，积极引进外资，使GDP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势头。今年1－5月，工业累计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2个百分点，是1998年以来最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上升25.8个百分点，继续处于快速增长区间；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36.7%，快于全部投资增速近11个百分点。
原来以为外部环境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较大，实际上影响有限。今年1－5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累计达221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1%，其中出口增长13.2%，进口增长10.9%。出口增长的形成，与美元贬值有关。据统计，今年5月底和年初相比，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9%，日元上升6%，英镑上升7%，韩元上升55，印尼盾上升4%，菲律宾比索上升3%。由于人民币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生成机制，美元的贬值客观上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贬值。人民贬值但并非主动贬值，带来了出口有所增加。进口增加主要是由于我国已开始履行加入WTO后的关税减让义务造成的。这种情况对出口的压力增大。若人民币随美元的贬值而适度变软，就可以通过扩大出口来减轻进口增长的压力。对于美元贬值的机遇，我们应当充分利用。
最近，国际和国内的经济组织，纷纷对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形势作出了预测。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家金融机构，预测今年我国GDP的增长率为7%，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的预测是7.4%－7.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青年教授宋国青，则作出惊人预测：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8.4%，"很可能超过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他的这个预测文章发表在著名的杂志《财经》2002年第12期上，题目是"多年不遇的高速增长"。
这些预测的依据有共同处有不同处，有的审慎，有的则过分乐观。但不论如何，当国际上某些人企图"唱衰中国经济"的时候，一些权威机构做出这样的预测，看好中国经济，是有很大的可信度的。我个人没有什么预测手段，也未认真分析过有关资料，但通过对当前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相比较中看出，我国经济在近期保持7%以上的增长是有保证的。
四川经济这几年增长很快。2000年增长9%，比上年的5.6%增长了3.4个百分点；2001年又比2000年增长9.2%，比全国平均7.3%高出1.9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成绩更为骄人，增长率达到9.4%。
四川经济增长所以能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充分发挥了中央制定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和动员作用，落实了西部大开发的一系列政策。国债投资和银行配套贷款，为四川GDP的增长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二是从四川省情出发，制定了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思路，
提出并实施了建成西部经济强省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实现新的跨越的10年总体目标。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思路，激发了人们奋发创新精神，不仅成为四川全省的行动，而且为全国各地所借鉴。现在全省的产业和区域都在积极创造本行业、本地区的跨越方式，突出各自的特色。
三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调整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去年以来，我和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参加了支柱产业的调查研究，参加了市州的"跨越从这里开始"的经验总结。使我们看到，以"一号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生成；传统产业正在技术改造和联合、兼并、重组中形成新的产业链条；独具特色的旅游业正在蓬勃发展之中。与此同时，有一批城市，已走出了自己的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如乐山走的是"迈向开放经济之路"，宜宾是"改革铸就跨越"，绵阳是"从高新技术中崛起"，雅安是"从生态资源向生态经济跨越"，自贡是"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四川的经济已经摆脱过去那种"温吞水"的状态，形成奋发向上、开拓创新的氛围。但我感觉，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成效比区域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成效，似乎要差一些。产业结构调整条块矛盾太多，又无市州那样强有力的领导，协调难度很大，急需加强。
四川这种追赶型、跨越实发展的趋势刚刚起步，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形成，近两年打下的基础，将在今后几年内转化为现的生产力。四川在未来十年中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水平，人均力争赶上当年全国水平，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其淡出之后
我国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确切地说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五年时间。中央选择这个政策，目的是克服通货紧缩、内需不足和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用财政赤字来促进GDP的增长，因而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更是一个短期的政策。
从实行的结果看，国债对GDP的贡献，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年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2002年的贡献估计也不会小于前几年的数字。若没有国债的支撑，我国这几年GDP的增长将在5%－6%之间。与此同时，形成了数千项基础设施项目和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项目，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在国际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能保持7%以上的高增长，国债功不可没。但从另一方面看，克服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的目的尚未达到。到今年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续7个月下降，今年前5个月下降了0.8%，说明通货紧缩再次有所抬头（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丘晓华语）。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出现异常，增长仅3.4%，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24.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同期下降7.8%，为近年所未有。而居民储蓄，虽然进行了第8次降息，反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6%，达到8万亿元以上。显然，发行国债还没有起到推动民间投资的作用。
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国债投资还产生了三方面的消极影响：
一是新建立了数千家国有企业。财政部公布的会计决算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国有资产比2000年增长1万多亿元，增长10.6%，国有资产总量达到11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为7.3万亿元。在这7.3万亿国有经营性资产中，国有工商企业资产占81.8%，资产总额为5.9万亿元。按国家计委安排的国债投资项目推算，前四年合计为8000项，加上今年，估计近万项。以80%为工商企业计，新建立的国有企业约为8000家。这些新建国有企业的机制可能与老国企有所不同，但其资本金和流动资金的来源，与计划经济时期国企的来源没有本质区别。独资国企的效率比较低，管理层的官僚主义重，过若干年，说不定又会成为改革的对象。现在采取措施使其产权多元化，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还是一个好时机。
二是强化了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投资体制。我国国债发行集中于中央政府。国债投资主体是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更非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集中在中央政府，银行配套贷款集中在各国家银行总行。由此国债的偿还责任也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明为有责，实际无责。即使有责，也是本届政府借，下届政府、甚至再下届政府还。这种投资体制同样是传统投资体制的复归，而给财政和银行带来的风险比过去要大得多。这个体制要从现在改，从已实施的项目改起，重新划分中央、地方、企业的职责，拖而不改，后患无穷。
三是国债投资开辟了一条新的行贿和寻租渠道。由于国债投资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又无偿债压力，国债投资就成了地方和企业不要白不要的"肥肉"，谁争到就是谁的政绩。因此，"跑部钱进"成为解放以来所没有的高潮，为达到国债项目和投资而孳生的行贿和寻租，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条新的腐败渠道，比过去双轨制形成的腐败渠道，更隐蔽，更难治理。建议作为一个专项进行清理和打击。
在财政赤字膨胀而通货紧缩、内需不足再度抬头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要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做出新的选择。选择无非是三条路：1，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保持GDP的快速增长。但国债和财政赤字都已接近国际标准的临界线，再执行下去，将导致严重的财政、金融风险，代价很大。2，放弃扩张性财政政策，全面紧缩银根，目标是化解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但由于国债投资陡降，经济必然急速下滑，将出现低速度、低通胀、高失业为特征的全面经济衰退局面。3，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淡出，摆脱国民经济增长对国债的依赖，积极培育和发挥经济的内生动力，财政政策则向支持改革、扩大内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困难和落后地区转变。
我认为，第三条路是中央最可能选择的道路。在今年初就已放出过这种风声，之后，财政部长项怀臣又多次在讲话中透露这个意图。但为了防止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走低，还是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扩张的力度，今年上半年基建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6.1%，是近年来最高的。现在看，对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说不定明年就有这种可能。然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还不可能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问题，需要另辟蹊径。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国债投资的减少，对四川实现新的跨越将是一个严峻挑战。四川这几年GDP的增长，国债投资的贡献约在4－5个百分点之间，如果没有国债支持，四川的GDP增长率仍将在5－6%徘徊。今后相当时间，四川经济的增长还要靠投资来拉动，若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国债投资下降，拉动四川经济增长的投资源泉将从何而来？走出通货紧缩困境将用何策？这是摆在四川也是摆在西部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对策，同时需要寻求中央新的支持。
三、如何面对严峻的失业形势
目前我国正处在失业高峰期。衡量中国失业问题，通常采用四种不同的统计口径。一是城镇登记失业率，由政府发布。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681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6%。二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加上企业下岗职工。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加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人数约2000万人，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10%。三是第二种口径的人数加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冗员，估计2010年要有3000万人下岗。四是第三种口径再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估计为1.5亿人）。此外，我国每年还有1000万新成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现在急需提供就业岗位的是按第二口径计算的2000万人。
四川2001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高于全国的3.6%，加上国有和集体下岗职工，合计约130多万人需要提供就业岗位。
我国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岗位上，精简下来四、五千万富余人员，经过再就业，现在还有近2000万人处于待业状态。中国在几年时间出现经济增长而劳动岗位不增反减的现象，完全是中央在改革攻坚战中，勇于承担巨大风险，果断推进劳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这项改革，对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效率，形成市场化的劳动就业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项改革是要付出成本的，成本就是把这些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安排好，把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好。但是，解决数以千万计的失业人员就业问题，谈何容易？尤其在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难度更大。我国国企职工是在传统体制下作为企业的主人而就业的，铁饭碗、大锅饭的意识很浓，更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困难。现在一些地区由于下岗失业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情况时有发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解决这一矛盾，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一是政府必须切实负起责任。有些学者提出，我国的宏观政策取向应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这种主张不能说没有道理。按照世界各国通行的原则，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有四：一是经济增长，二是充分就业，三是通货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这四方面互有矛盾，同时做到是很难的，但许多国家都把充分就业作为主要目标。在我国无疑也应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但中国的现实告诉人们，在中国充分就业是难以做到的。在当前的失业高峰期，更难做到。从国家的宏观政策取向来说，经济增长还是最根本的，但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不把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放在重要地位。为此，在省财政的预算和支出上，必须有的切实的保障，资金不足，要尽力取得中央的支持。宁肯少上一些项目也要把这件事办好。
二是国企改革中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企业联合、重组、兼并、破产的工作还要不要继续进行？我认为，国企改革的这项任务远没有完成，从四川来看，国防企业的下岗再就业工作还基本上没有动。因此，这项改革还必须继续进行。但考虑到国家、社会和职工的承受能力，可以适当放慢步伐，减小力度，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
三是在宣传上要高度重视政策语言的运用，避免激化矛盾。今年初提出的弱势群体的概念，出现泛化现象，不但把残疾人、下岗未就业的职工、进城无正式职业的农民等说成是弱势群体，而且把范围不断扩大，连退休职工、贫困农民、出外打工农民等都列为弱势群体。若这样扩大下去，人数将达到几亿人。这种概括是不科学的，容易激化矛盾，政治上更为不利。我们要承认社会上存在弱势群体，但只能界定为没有劳动能力、需要国家和社会援助的人群。其他困难的人群，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一概用弱势群体加以概括。失业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消除的现象，经济周期、技术进步、结构调整等，都可能带来失业，关注失业和推进再就业是任何社会制度的政府的职责，不应视为援助弱势群体。
最近有一项研究，把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其中，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列为第一阶层，把经理人员列为第二阶层，把私营企业主列为第三阶层，而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则被列为第八、第九阶层，最后一个阶层则是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这本书一出，舆论哗然，工农群众尤其不满。这种排序，使他们感到，中国的国家性质是不是变了？有些人还象毛泽东在文革中喊的"老九不能走"那样，也说"老八、老九不能走"
了。不同的是，毛泽东当时讲的老九是知识分子，现在讲的老八、老九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劳动者。我认为，在经济社会大变革时期，研究社会阶层的变化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公开发表上不能不讲政治策略。《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研究报告》一书，就是只作研究、不讲政治策略，我们应以为戒。
与这些说法相联系，还有一些语言，如，"买断工龄"、" 转换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等，是直接伤害职工感情的，但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新闻传媒的报道中经常出现。在这方面政府是有规范的政策语言的。所谓"买断工龄"，规范的政策语言是，解除劳动合同，下岗职工按工龄长短给予"经济补偿"。不用政府和企业给下岗职工以"经济补偿"的说法，而用政府、企业与职工间买卖工龄的说法，把问题的性质颠倒了。本来职工对下岗就不满，用这种语言来对待他们就更有意见了。用钱来"转换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的说法更荒唐。现在我们进行国企改革，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相应进行劳动制度改革。在原国有企业里，职工并不是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在劳动关系上是国有企业的雇佣劳动者，只是工资和福利待遇与集体所有制职工有一定差别。无论产权和劳动关系都与职工的劳动者身份无关。现在改革中给职工以"经济补偿"已经考虑了这一因素，怎么可以说是用钱来转换身份呢？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矛盾已不可回避。弱势群体的概念和口号虽不再提，但这个概念在城乡的影响却广泛存在。如何解决城镇失业职工的再就业，如何保障未就业职工的最低生活水平，如何在国企改革中继续推进这项改革，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如何运用正确的政策语言做好宣传教育工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四、迎接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浪潮
我在学习周永康同志在省八次党代会的报告时看到 "全国呈现出东部地区快发展、中部地区再崛起、西部地区大开发的局面"这样一段话。我想，这些话不是周书记讲的，可能是引用中央某位领导同志的语言。这段话描绘了全国的形势。我看了后的直感是，我们是不是又在大跃进了？不久前，我到了广州、深圳、青岛、天津、北京、海口、昆明，一路走来，确实感到东部沿海地区在快发展。以广东为例，他们正在把广州的中心城市功能南扩至50多公里外的珠江口――南沙，把广州从一个沿江城市变成沿海城市，真正成为珠江三角洲的核心，直接面向国际市场。他们公开把这一开发与上海埔东开发并论，从今年开始，广东省政府每年投资10个亿，三年30个亿搞开发，总投资将达到几千亿元。再说深圳。我国加入WTO后，特区再不可能实行特殊政策，一时发生困扰。最近听说正在谋划两大举措：一是将三个保税区合并，向中央申报为"自由港"；二是，把我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后的20个领域提前在深圳实施。这两条，将为深圳提供更优惠的对外开放条件；香港以WTO成员的身份提前进入深圳，对解决香港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也很有利。再说上海和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资和台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和高新技术产业形成涌入之势。投资600亿元的上海洋山深水港建设正式开工，不久，上海将成为太平洋西岸的国际航运中心。再说环渤海经济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津京唐地区，正在以传统重工业的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重的态势快速前进。
东部地区这种快发展的形势，如用数字来表达，就是我曾看到过的2001年东中西三个地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数字。这组数字大体是：东部4000多亿元，中部2000多亿元，西部1000多亿元（可惜我没有找到刊载这组数字的报纸）。差距之大，另人吃惊。还要提及的是，西部的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要在东中部来实现（采购设备和材料还其他物资），这样，西部的投资实际上又减少了一块。
以上这些给我的印象是：东西部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拉得更大了；拉大不仅表现在量（GDP和人均GDP）上，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质上，东部的产业正在上升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新层次；拉大不仅表现在东部内生力量增长很快，更表现在有比西部强得多的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吸引力。
东部所以能够加快发展步伐，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个世界性的产业转移新浪潮正在向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滚滚而来，新的国际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正在显现。具体表现是，日本、台湾、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正在把IT、汽车、机械、化工等成熟产业纷纷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中国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新的提升期。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江苏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依靠多年对外开放积累的经验、政策和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国际产业转移。近日，全球500强企业美国通用电气集团又在无锡新区增资建立新厂，开始生产核心产品。美国GE公司全球副总裁陈治说："我们在这里的业务始于B超，后来是监护仪，现在我们又把磁共振的磁体从美国、日本转移到这里。我们得保证无锡生产的是世界级质量的产品。"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利用外资和引进项目分别增长了60%和90%以上，全省利用外资达530亿美元左右，成为全国利用外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昆山是江苏招商引资的重要地区，今年上半年，昆山市每天合同利用外资近1000万美元，每天出口额超过1000万美元、每天实现财政收入超过1000万元。上半年，江苏省继续出台政策引导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零散投资向大公司、大集团的大额投资为主的战略转变，使外商投资由传统的轻工、纺织、建材等传统领域向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聚集。截止到六月底，15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江苏投资举办了500家企业。（引自中央电视台7月6日新闻联播）现在世界舆论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指得就是这种转移浪潮将要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
世界性的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伴随技术进步而产生的规律性现象。主要动因是，技术进步迅速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产业的科技优势地位，将本国已经成熟、即将过时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国则发展更高层次的产业；而发达国家之间则在高层次的产业上分工协作。由此形成一种国际分工格局，前者为垂直分工，后者为水平分工。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造就了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应地，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美、日等发达国家则退出劳动密集产业，大力发展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日本的重化学工业、汽车工业、家用电器产业、IT产业都是在这种产业转移和分工中发展起来的。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趋于饱和、劳动力成本又大幅升高的亚洲"四小龙"，乘势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转移，仅80年代初，香港就有8万家工厂转移到珠江三角洲，90年代以来，台湾约有5万家企业转移到大陆，使珠三角等地区实现了产业升级；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则着力打造IT产业、汽车工业、重化学工业，使整个产业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台湾成为世界第三大IT和IC产业生产地，就是在这种世界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中发展起来的。最近几年开始的世界性产业转移，是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兴材料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出现后的产物。发达国家要集中力量占领这些产业高地，同时在本国生产家用电器、IT产品、汽车、化工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又很高，于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低、政治社会稳定、市场广阔的中国沿海地区又成为吸引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优势地区。世界500家大的跨国公司有400家已登陆中国，电子通信、汽车、机械、石油化工等产业相继在沿海地区落户，电子零部件已成为世界性生产中心和配套中心。中国将成为跨国公司产品重要生产地之一，销售和配送的重要枢纽之一，活跃在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至少在沿海地区不是被张夸了的。
这一次世界性产业转移，对中国将产生几个大的、长远性的影响。一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将出现一次大的调整，沿海地区将出现一次跨越性的产业升级；二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更大规模、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三是，沿海地区在产业之间将出现一个挤出效应，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步退出，转移到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其他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这些产业的所有者主要是港台企业家和东部企业家，转移主要还是由他们来主导；四是，中国的现代物流业、陆海空运输业、现代通讯业、服务贸易业等，将快速发展起来。五是，中国内地发展起来的强势产业，内地的软硬环境已不能满足他们进入国际市场的需要，将出现一个向沿海地区转移的趋势。最近炒的沸沸扬扬的长虹到广东投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四川的交通运输条件不能解决长虹产品运往美国的需要。
我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讲东部的情况，提出我对当前世界产业转移的看法，是想向诸位领导说明，西部大开发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新的重大的变化。东部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台柱子。国际跨国公司看好它，中央政府依靠它，它本身又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东部的高速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部的差距继续拉大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必须做出调整，特别是财政、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扶持政策，资源输出与就地发展加工工业的等等政策，都要调整。否则西部大开发就难以推进。与此同时，西部特别是四川，要从世界产业转移中找机遇、抓机遇，尽可能地把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过来，争取在某些领域成为"世界工厂"的一员。乐山菲尼克斯公司，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
五、四川的根本出路：努力打造吸引外部资本的优势条件
四川地处内陆，经济落后，自我积累能力很差，没有外力的支持，很难有大的发展。建国后四川经历的三大开发时期："一五"、"二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现在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时期，都是靠国家投资建设的。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重点转向东部沿海，四川为了冲破盆地的束缚，获得对外开放的利益，曾经提出"借船出海"、"
借边出境"、" 借鸡下蛋"、" 借台唱戏"等口号，企图利用沿海、沿边的条件，使自己走出国门，求得发展机遇。但因决策和投资失误，没有成功。到上世纪末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止，整整50年，四川的投资和建设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为，主要建设项目基本上是为保障国家安全、为国家提供资源的项目。国家在四川投资，四川就有"戏"，没有投资，四川就没有"戏"。
50年后的现在，全国和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体制都发生巨变，"国家在四川投资，四川就有'戏'，没有投资，四川就没有'戏'"的格局也在改变。我们在乐山高兴地看到，过去人们总以为只有沿海才能发展开放经济，而现在地处内陆的乐山，通过吸引外资和内资，已走上开放经济之路。它的产业特色是：以世界双遗产为品牌的旅游业
，以摩托罗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世界银行国际公司扶植的新兴产业，引进内资重组的特色产业，初露锋芒的产业化、外向型农业。乐山的经验给四川许多地方指了一条路：彻底实行对外对内开放，积极吸引各种外部资本来发展自己之路。
但是，四川与沿海、沿边地区比，由于处于区位劣势，吸引外部资本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但也有很成功的案例，如摩托罗拉投资乐山建立的菲尼克斯公司；四川也有培育现代化大企业条件，已成功地塑造出长虹这样的大彩电公司，但也不断出现留不住本地资本、大公司到省外投资的现象，如希望集团、托普集团、长虹集团。特别是长虹到广东投资，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其实这两种现象，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值得鼓励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从研究四川对外开放条件的角度来看，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进行对比，又十分必要。为什么摩托罗拉、国际公司、三九集团、广东佛山建筑陶瓷等企业愿意到乐山来投资？为什么希望集团、托普集团、长虹集团要投资到外省？情况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引进资本还是资本外流，都与企业的成本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四川要引进外部资本、留住本省资本，前提是拥有市场或未来市场前景广阔，同时要符合一个公式：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沿海。如果大于沿海，是没有人愿意来投资的。
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最重要的是竭力打造四川吸引外部资本的优势条件。
我认为，四川吸引外部资本的优势条件有六：
一是廉价电力。四川必须采取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把电价保持在全国最低水平；
二是廉价天然气。现在四川天然气价每立方为0.6－0.7元，在较长时期内力争保持这个水平；
三是廉价而丰富的水。油、水、粮都是中国的战略资源，都存在安全问题。水应作为商品买卖，水价由市场决定。四川有条件保持全国最低的水价；
四是廉价和高素质劳动力。要大规模地开展对农村少年、青年的文化、技能以至外语的职业培训，大大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最近，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做出的加强职业教育的决定，对四川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大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是国防高科技。四川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向民用企业转移，与外来资本结合建厂，也可作为股权到外地投资。
六是特色资源。只有四川才大规模拥有的自然资源。如水能资源、钛资源以及其他矿产、生物资源和农产品资源。
我认为，四川只要把这些方面打造成优势吸引力，外来投资者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就会<沿海，他们就会到四川来投资了。
与此同时，四川要努力改变过去那种西部开放资源、东部加工增值的分工格局，在开发水电、天然气和其他资源并输向全国的同时，还要利用这些廉价资源发展高耗能产业、天然气化工业和其他制造业，使四川形成资源开发与资源加工并重的产业结构。当然，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
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我在前面说过，四川近年来经济所以增长较快，重要原因之一是抓住了结构调整这一主线。但比较而言，产业结构调整落后于区域结构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是块块问题，有城市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调整较易；产业结构调整中，工业结构的调整是条条块块问题，由于部门和地区分割的体制没有解决，调整起来难度较大。
四川的经济结构，与全国比，有许多特点。一是农业比重高，农村人口多，农民收入低。这是制约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从GDP中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看，2001年大体是22：40：38。二是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但国防工业多，重工业多，"大而全"、"小而全"企业多，拳头产品少，产业链条短；三是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业多，现代服务业少。总体上看，四川整个国民经济还刚刚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比全国至少要慢半拍，比东部慢一拍。如果四川不在工业化上下功夫，不能在几年之内树立起几个主导产业，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的6大支柱产业，比较符合四川实际，应抓住重点，加快调整建设步伐。
（1）发电力工业和高耗能产业。金沙江上的溪落渡、向家坝两个大水电站的建设方案已经国家论证，开工已为期不久。与之配套的火电建设，包括煤炭、铁路和电厂的扩建已经开工。宜宾作为建设基地的城市规划已经形成。这是一个投资上千亿元、规模超过三峡电站的巨大工程，无论建设期和建成后，对四川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根据三峡电站建设的经验，在建设期间，将形成8大主要市场：建材市场（钢材、木材、水泥及其他地方材料）、工程机械市场（挖掘机、起重机、大吨位运输汽车等）、电站设备和输变电设备市场（水电火电机组、输变电设备等）、施工工程市场（大坝、堤岸、水渠施工等）、房地产开发市场（城镇、居民搬迁、重建，城市建设）、运输市场（材料、设备运输、土石方运输）、劳动力市场（大批施工用劳动力）、日用消费品市场（为电站建设者通过物质文化生活保障）。四川应该"近水楼台先得月"，争取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建成后，四川应利用廉价的水电，就地发展高耗能产业及其他制造业，使宜宾及其上游地区成为国家的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使宜宾成为长江上游的另一个中心城市，其规模、功能、作用将超过宜昌。这是一项需要提前几年做准备、建设周期上十年的工作。建议省政府尽快建立相应的机构，专门筹划这件事情，让全省各地都能从中得利。
（2）打造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IT产业在四川具有传统优势，现在又有了新的发展。IT成为四川的支柱产业是题内应有之义。现在的问题是要规划和整合，形成有特色的产品和产业链。根据已初步形成的布局看，应依托乐山739、菲尼克斯等企业，努力向IT上游产业，包括单晶硅、多晶硅冶炼、晶片生产、集成电路生产和设计等方面发展；依托绵阳长虹向彩电、背透及其他高端产品发展；依托成都现有企业向软件开发中心、IT研发和设计中心、IT零部件生产和供应中心发展。
（3）重组和提升机械工业。四川的机械工业特别是重型机械工业有相当强的基础，具有形成国家重型设备、电站设备、工程机械设备制造基地的能力。对这些企业的改革、改造、改组应有专人研究，提出方案，不可畏难而退。
四川还拥有很强的机加工、铸造、模具、锻压等先进设备，但都分散在各个行业和企业，加工任务严重不足，甚至长期闲置。如以某种机械产品为龙头，组成以设计、开发、组装为内容的"虚拟工厂"，把零部件分散到拥有先进设备的工厂去加工，然后到"虚拟工厂"
来加"芯"、组装。这样，完全可以在不改变设备的企业所有制的前提下，开发出若干条新的机械工业产品的产业链出来。这里的关键是产品的选择和"虚拟工厂"的组建，要有有志者、有心人去干这样的事。四川汽车工业在全国没有地位，但成为某些主要部件（如汽缸模具）的生产供应地是可以做到的。
（4）开发新的天然气化学工业。四川是新疆之外全国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大省。重庆直辖后，四川的德阳、成都、达川又发现储量可观的新的气田。四川气价相对便宜，除用于民用和工业燃料外，应在新的天然气化工上有所突破。目前世界上天然气化工科学技术的研究突飞猛进，以天然气为原料的30万吨乙烯、制造光盘用的原料碳酸酯等均已大规模生产。不久前，泸州天然气化工研究设计院为洛阳石化设计了一个包括四种新产品的天然气化工生产项目可行性报告，这份报告已送到中石化。我从报告中看到，洛阳石化用的是新疆东输的天然气，气价为每方1.05元，测算结果，利润还不薄。洛阳可以搞，四川的条件比洛阳好得多，四川为什么不搞呢？四川应走出仅能生产尿素等低档产品的峡谷，向天然气化工高档产品领域进军。
（5）发展以绿色猪肉加工业为代表的食品工业。"四川粮猪安天下"久负盛名。天下者，全国也。至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四川讲话中还号召全国支援四川养猪。但迄今为止，四川仍然是原料猪产地，而非肉食品加工地，更不是出口加工地。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猪肉的需求已出现高、中、低三个档次。高档次是绿色保鲜肉，即无农药和激素等残留物、而又能保鲜的猪肉；这类肉主要出口；中档次是国内大城市超市销售的保鲜肉；对农药残留的要求还不太严格，但要求高温冷藏保鲜；低档次是农村集市和农户现杀现卖的肉。四川作为养猪大省，优质猪肉大省，应以发展绿色保鲜肉为目标，形成多条产业链。绿色保鲜产业链是很长的一个产业链条。它的源头是良种猪和无公害饲料及科学饲养，中间环节是在恒温、无菌条件下的屠宰、分割、包装，通过一系列的冷链，如冷藏库、冷藏汽车、冷藏火车、冷藏船，最后到达超市的冷藏柜。冷藏温度不是过去的0下20多℃，而是0下2－4℃。这样的肉才能保鲜。以养猪为中心，可以发展出养殖业、饲料业、肉类加工业、冷链制造业、肉食品制造业、生化药品制造业、防疫药品和机械制造业、皮革制造业、肉类出口贸易业等多种产业。其产业链条之长，跨越领域之广，为其他许多产业所不及。建立起这样的支柱产业链条，需要龙头企业，需要科技支撑，需要多个行业分工、协作、配套，需要体制创新，需要由传统小生产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思维。以上这些条件，靠自发产生，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在1994年集中时间对四川、重庆、河南、山东、上海、北京等地的肉类加工业做过系列调查，在山东枣庄开过肉食品加工国际研讨会，介绍过国际肉类加工的发展趋势，希望能把四川肉产业推向全国，走向世界，为此，还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写过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据说，当时这方面的领导人忙于打造自己的政绩，不屑一顾。我希望省、市、县政府能关注这个跨越工、农、牧、食、贸产业的发展，提出政策举措，选几个有志者来策划这件大事，不要象过去那样，津津乐道，无所作为。乐山井研县食品公司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成功地出口新加坡，我相信"有志者事竞成"这个古训。
七、培育和发展四川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一般是指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债券市场。我认为这个内涵过于狭窄。资本市场应由三个部分所组成，即证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银行。为什么要把产权交易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也说成是资本市场呢？我认为，产权交易表现为物质形态的资产的买卖，或表现为股份形态的股权买卖，无论那种形态，都要用货币形态的资产价格来计量。因此，本质上也是一种资本交易。它与股票、债券交易不同的是，股票、债券上市后，可以频繁转手，不断让渡所有权；而产权或股权则为相对固定的所有者所持有，如要转让，按《公司法》的规定，必须首先转让给本企业的其他股东。银行总体上看是间接融资，《银行法》规定，银行不能混业经营，不允许银行经营证券等业务。实际上，许多债券都是由银行购买的，一些证券公司和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买卖股票、债券，用得都是银行的贷款，这说明，银行实际上已进入了直接融资市场。所以把银行包括在资本市场的概念之中，并没有什么不妥。我在这里所说的培育和发展四川的资本市场，指的是这三个方面。
四川是全国最早的股份制发祥地：全国第一篇股份制文章是四川社科院的学者1986年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全国在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最早是从四川开始的；全国第一次股份制研讨会是1986年在自贡召开的；全国四家最早发行股票的公司，成都蜀都大厦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成都的"红庙子"是全国最早自发形成的股票市场；
全国早期的上市公司，最多的是四川的企业；全国的产权交易市场，四川最活跃。这些情况说明，四川人有相当强的改革意识、金融意识和风险意识。由于红庙子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违反中央政策，被国务院明令取蹄。自此，四川的资本市场陷入困境。而在上海、深圳，除国家设立的证券市场外，产权交易市场仍继续进行交易；一些地方的产权交易、未上市公司的股票托管式交易也在进行。
全国各地的产权交易市场，是国家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局时陆续建立起来的。国企改革中的联合、重组、兼并、破产多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上海产权交易市场规范较早，监管严格，对国企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撤销，产权交易市场又明令停止活动，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国企改革中涉及的产权及资产价格等问题，都是由双方协商，政府官员批准，而不通过市场竞争。全国每年数以万亿元计的产权交易，方式、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但没有公开、公正、公平，而且往往是随心所欲，几乎没有任何规矩。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被侵吞，就成了无法避免、又无法查清的事情。今年，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出面提出建立产权交易市场的问题，可见事态之严重。
四川的资本市场是诸多市场中的弱势市场。当前急需做的有三件事。
（1）尽快建立四川省的产权交易中心。四川省原来就有产权交易中心，因为被明令禁止活动，而且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尚未处理，因此，应另建新的产权交易中心，不承担处理过去遗留问题的责任。同时政府应对遗留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以利新机构的工作。产权交易中心基本上按上海模式建设，由三个机构组成：一是产权交易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的、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产权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二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是产权交易中心的领导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成员组成，省长是当然的委员会主任。三是监管办公室。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决定设置，对产权交易所的交易活动实行监管。规范这三个机构的组织条例，应由政府或人大制定，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加以实施。上海已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规式文件，许多都可以借鉴。为了约束产权交易者的行为，所有交易都应在交易中心挂牌进行，产权变更都要由交易中心出据证明，否则工商部门不予变更登记。场外达成协议的，也要经过交易所办理产权变更手续。
鉴于过去省和市都建立产权交易机构产生的弊端，我们建议全省只在成都建立一个机构，交易集中在一个机构进行。这个机构由省市共建，由省监管；也可考虑在有条件的市建立分支机构。
（2）对未上市的股份制企业的股票实行托管，进行柜台交易，形成三板市场。现在全国约有6000余家未上市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约有数百家。这些公司都向社会公众发行了股票。为了使这些公司的公众股票也能流动起来，全国有些地方，如深圳、河南等省市都实行了股票托管制，即把各个公司股票集中委托给一个机构进行柜台交易。这个机构有些是产权交易中心，有些是某证券公司的营业部，有些是从产权交易中心分出来的独立机构。根据我们的了解，成都市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既活跃了金融，又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保障了股民的利益，是一举三得的事。建议省产权交易中心建立后，尽快把这件事做起来，为建立三板市场打下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多建立一些非上市的股份制公司，也可以从中培育一些企业在主板、二板市场上市。
（3）对现有上市公司进行整顿、规范和重组，使之成为优势企业。四川现有上市公司50多家，少数发展较好，多数业绩不佳，能够配股的企业更少，有些已被外地企业控股，新上市的企业近年来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应看成是四川资本市场的停滞，甚至是危机，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进行一次调查，在此基础上开一次研讨会，制定有效对策，然后一个一个企业研究落实。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是企业的资源，同时也是公共资源，政府如能把这一资源运用的好，就可以在股市上筹得更多的建设资金，同时还可以把一部分国有股变现，用于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解决困扰财政的难题。国家停止国有股减持，是为了避免挫伤股市，并非取消国有资产、国有股权有偿转让的政策。在企业产权改革中，联合、重组、兼并、破产等都离不开国有资产、国有股权的转让问题，应当大胆推进，不要片面理解，更不要捆住自己的手脚。四川过去受过批评，我们已经停了、改了；不要"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积极筹建新的上市公司是另一项重要任务。要有专业部门、专业人员、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有目标地推进。企业上市要和企业重组、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尽可能不在走子公司上市、母公司背债，或子公司上市，养母公司的老路。
八、积极推进深层次的国企改革
深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我认为应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二是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的改革，三是企业组织形式上的"大而全"、"小而全"和以城市为依托的专业化、社会化的改革。相应地还要进行投资体制、财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有些是地方可以办的，有些要中央有关部门配合起来办才能成功。我过去说过，国企改革要政府和企业两个轮子一起转，因为企业是国有的；现在看，政府这个轮子也得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一起转，因为大型企业多数是隶属中央并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管理的。因此，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比过去要大得多。
（1）继续加强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从总体上看，四川县级国有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完成。国有资本已基本退出县域经济领域，今后，除重大基础实施外，国家不应再向县域经济投资。县域经济应坚持走民营经济、或混合经济为主的道路。但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却严重滞后，有些还未开始。有些企业虽然已经上市，但国有股一股独大，而且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实际上等于没有改革。实践证明，国有企业不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无异于一句空话。但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很大。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总量很大，必须有战略投资者进入，才能把它吃下。战略投资者从哪里来？要到国内外大型企业、大的投资者中去寻找。如德阳的二重，宝钢、武钢是否可占有它的股份成为它的战略投资者？是否可与宝钢、武钢联合重组？是否可以同外国企业或外国资本进行合资？德阳东电是否可再从日本、德国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是否可吸引有实力的民营资本进入？是否可象成都发动机公司（420厂）、沈阳发动机公司（410厂）那样，分部门改革、分部门搞活，进而实现全公司的改制成功？总之，思路要宽，门路要多，不要囿于地方利益、"民族工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等传统观念而固步自封。
（2）打破条块分割的体制。条快分割是中国体制的痼疾。改革开放20多年来，讲了多年，改革了多年，就是打而不破。直至现在，企业仍然有中央属、省属、市属之分。人们理直气壮地批判地方保护主义、诸侯经济，殊不知根子不在地方，而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在中央、地方、部门的利益关系。这种条块分割的体制非打破不可。企业就是企业，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政府机构作它的婆婆呢？既要有婆婆，又要求政企分开、党企分开，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当前改革的任务是攻坚，条块分割就是一个"坚"，一定要把它攻下来。企业的属性是有老板（资本所有者），无上级（行政管理者），这是改革的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朝这个方向努力，改革的方法不讲自明。
（3）破除企业的"大而全"、"小而全"，加速专业化、社会化。
我国工业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体系，是改革久攻不下的传统体制的堡垒之一。其所以这样顽固，有企业"万事不求人"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根子还在于全社会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很低，不能适应企业改革的需要。而全社会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之低，又在于条块分割的体制和政府职能转换没有实质性推进。近几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社会统筹的实现，就是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能、打破条块分割、解脱企业社会负担的结果。从这个事例看出，解决"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不断提高专业化、社会化的水平，必须企业和政府两个轮子一起转，才能成功。
从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当前需要改革的有几类问题。一是，企业所办社会事业，有些要尽快由政府接管，如学校；有些要与企业脱钩，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二是，企业所办的运输、仓储、汽车修理等物流业，要独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三是，为本企业配套而成本又很高的零部件车间、分厂，应从企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与原企业建立配套关系，逐步实行零部件全社会以至全球采购。四是，为本企业生产所必须、但使用率又很低的设备、工具、检测仪器等，应对全社会开放，提供有偿服务。五是选择有市场前景的产品，组建"虚拟工厂"，产品的部件全部利用社会上现有企业的设备加工，"虚拟工厂"仅是提供设计、下达定单，制作软件，整体装配，检验销售。制造医用CT机的沈阳东大阿尔派公司、制造PC卡的成都国腾公司，都是这类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好处是充分利用了社会上各企业的先进设备，而又不触动所有制和条块分割的矛盾。六是，对现有的大、中、小企业，要通过市场竞争的选择和淘汰，形成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分工协作体系。小企业要向小而专、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特的方向发展，与大中型企业形成配套协作关系。七是，实行产品销售代理制和第三方物流制。现在企业最庞大的部门是原材料采购、运输和产品销售部门。这些部门应随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而逐步缩小。
实行以上这些改革，政府的职能转变和各种社会化服务企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衡量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高低，不是一个单一的标准，而是多个标准。专业化、社会化程度是重要标准之一。现在许多投资者选择投资环境所关注的条件，已经发展到能否就近配套、就近采购、就近提供其他服务。如果你做不到，他考虑到采购成本的上升，就不会在这里投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化协作产生新的社会生产力，这是一个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应具备的经济学常识。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事业发展了，直接促进GDP的提高，还可间接地、也可能是更大地提高第二、第一产业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2002年7月20日修改）
我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在四川省委济经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林 凌
（2002年7月4日）
学习了江总书记5.31重要讲话和视察陕西、四川、重庆时的重要讲话，学习了周永康书记在党代会上的报告和向江总书记的情况汇报，受到很大的启发。对即将召开的16大的基调，对我国和我省经济形势的基本面，对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要求，对省委在新跨越中的思路和举措，都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
下面我讲几个问题和看法：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前景的展望
最近，国际、国内人士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非常关注。各种分析会、研讨会、预测会开得很多。朱熔基总理6月24日邀请12位经济学家举行的座谈会尤其令人关心，到处打听会议的内容。
其所以这样关心，主要是因为，国际、国内经济都处在下滑到恢复性上升的时期，经济的、非经济的变数很多，不确定因素很多，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政府领导人都希望从分析和判断中看到趋势和前景，找到新的持续稳定发展的对策。
总体上看，我对世界和中国今年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看好的。
从国际形势看，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一个月内调整了两次。一次是由5.8%下调为5.6%；一次是由5.6%上调为6.1%。不管是5.6%还是6.1%，都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好兆头。美国几个大公司，如安然、世界通讯、施乐等制造几十亿美元假帐的大案被曝光，对股市影响很大，出现GDP上升、股指下跌的反常现象；但我认为这些现象除反映了美国经济的黑暗一面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客观上发挥了挤出过去网络经济形成的泡沫的作用，这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是有利的。美元贬值的趋势还看不清楚，但至少当前也会产生一种挤出泡沫的效应，对美国经济复苏有利。美国政府为了复苏经济采取了许多保护主义措施，如动用国内法201条款，限制钢铁进口，增加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但美国霸气十足，就要这样做。为什么？为了恢复经济。从半年来的趋势看出，尽管发生了9·11事件，美国经济的元气并未受到大的损害。美国经济确实已经开始回升。美国经济回升，带动了日本、欧盟、东南亚等经济体的回升，世界经济将开始走出困境，但这种复苏还是脆弱的，仍然会有种种曲折。
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今年初，中央指出，对困难一面宁肯估计得多一些，把今年GDP的增速定在7%左右，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今年上半年，中央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力推进扩大内需的方针，加大投资力度，灵活调整进出口策略，利用加入WTO的有利机遇，积极引进外资，使GDP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势头。今年1－5月，工业累计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2个百分点，是1998年以来最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上升25.8个百分点，继续处于快速增长区间；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36.7%，快于全部投资增速近11个百分点。
原来以为外部环境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较大，实际上影响有限。今年1－5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累计达221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1%，其中出口增长13.2%，进口增长10.9%。出口增长的形成，与美元贬值有关。据统计，今年5月底和年初相比，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9%，日元上升6%，英镑上升7%，韩元上升55，印尼盾上升4%，菲律宾比索上升3%。由于人民币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生成机制，美元的贬值客观上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贬值。人民贬值但并非主动贬值，带来了出口有所增加。进口增加主要是由于我国已开始履行加入WTO后的关税减让义务造成的。这种情况对出口的压力增大。若人民币随美元的贬值而适度变软，就可以通过扩大出口来减轻进口增长的压力。对于美元贬值的机遇，我们应当充分利用。
最近，国际和国内的经济组织，纷纷对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形势作出了预测。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家金融机构，预测今年我国GDP的增长率为7%，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的预测是7.4%－7.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青年教授宋国青，则作出惊人预测：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8.4%，"很可能超过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他的这个预测文章发表在著名的杂志《财经》2002年第12期上，题目是"多年不遇的高速增长"。
这些预测的依据有共同处有不同处，有的审慎，有的则过分乐观。但不论如何，当国际上某些人企图"唱衰中国经济"的时候，一些权威机构做出这样的预测，看好中国经济，是有很大的可信度的。我个人没有什么预测手段，也未认真分析过有关资料，但通过对当前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相比较中看出，我国经济在近期保持7%以上的增长是有保证的。
四川经济这几年增长很快。2000年增长9%，比上年的5.6%增长了3.4个百分点；2001年又比2000年增长9.2%，比全国平均7.3%高出1.9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成绩更为骄人，增长率达到9.4%。
四川经济增长所以能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充分发挥了中央制定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和动员作用，落实了西部大开发的一系列政策。国债投资和银行配套贷款，为四川GDP的增长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二是从四川省情出发，制定了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思路，
提出并实施了建成西部经济强省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实现新的跨越的10年总体目标。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思路，激发了人们奋发创新精神，不仅成为四川全省的行动，而且为全国各地所借鉴。现在全省的产业和区域都在积极创造本行业、本地区的跨越方式，突出各自的特色。
三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调整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去年以来，我和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参加了支柱产业的调查研究，参加了市州的"跨越从这里开始"的经验总结。使我们看到，以"一号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生成；传统产业正在技术改造和联合、兼并、重组中形成新的产业链条；独具特色的旅游业正在蓬勃发展之中。与此同时，有一批城市，已走出了自己的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如乐山走的是"迈向开放经济之路"，宜宾是"改革铸就跨越"，绵阳是"从高新技术中崛起"，雅安是"从生态资源向生态经济跨越"，自贡是"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四川的经济已经摆脱过去那种"温吞水"的状态，形成奋发向上、开拓创新的氛围。但我感觉，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成效比区域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成效，似乎要差一些。产业结构调整条块矛盾太多，又无市州那样强有力的领导，协调难度很大，急需加强。
四川这种追赶型、跨越实发展的趋势刚刚起步，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形成，近两年打下的基础，将在今后几年内转化为现的生产力。四川在未来十年中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水平，人均力争赶上当年全国水平，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其淡出之后
我国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确切地说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五年时间。中央选择这个政策，目的是克服通货紧缩、内需不足和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用财政赤字来促进GDP的增长，因而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更是一个短期的政策。
从实行的结果看，国债对GDP的贡献，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年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2002年的贡献估计也不会小于前几年的数字。若没有国债的支撑，我国这几年GDP的增长将在5%－6%之间。与此同时，形成了数千项基础设施项目和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项目，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在国际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能保持7%以上的高增长，国债功不可没。但从另一方面看，克服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的目的尚未达到。到今年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续7个月下降，今年前5个月下降了0.8%，说明通货紧缩再次有所抬头（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丘晓华语）。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出现异常，增长仅3.4%，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24.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同期下降7.8%，为近年所未有。而居民储蓄，虽然进行了第8次降息，反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6%，达到8万亿元以上。显然，发行国债还没有起到推动民间投资的作用。
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国债投资还产生了三方面的消极影响：
一是新建立了数千家国有企业。财政部公布的会计决算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国有资产比2000年增长1万多亿元，增长10.6%，国有资产总量达到11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为7.3万亿元。在这7.3万亿国有经营性资产中，国有工商企业资产占81.8%，资产总额为5.9万亿元。按国家计委安排的国债投资项目推算，前四年合计为8000项，加上今年，估计近万项。以80%为工商企业计，新建立的国有企业约为8000家。这些新建国有企业的机制可能与老国企有所不同，但其资本金和流动资金的来源，与计划经济时期国企的来源没有本质区别。独资国企的效率比较低，管理层的官僚主义重，过若干年，说不定又会成为改革的对象。现在采取措施使其产权多元化，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还是一个好时机。
二是强化了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投资体制。我国国债发行集中于中央政府。国债投资主体是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更非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集中在中央政府，银行配套贷款集中在各国家银行总行。由此国债的偿还责任也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明为有责，实际无责。即使有责，也是本届政府借，下届政府、甚至再下届政府还。这种投资体制同样是传统投资体制的复归，而给财政和银行带来的风险比过去要大得多。这个体制要从现在改，从已实施的项目改起，重新划分中央、地方、企业的职责，拖而不改，后患无穷。
三是国债投资开辟了一条新的行贿和寻租渠道。由于国债投资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又无偿债压力，国债投资就成了地方和企业不要白不要的"肥肉"，谁争到就是谁的政绩。因此，"跑部钱进"成为解放以来所没有的高潮，为达到国债项目和投资而孳生的行贿和寻租，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条新的腐败渠道，比过去双轨制形成的腐败渠道，更隐蔽，更难治理。建议作为一个专项进行清理和打击。
在财政赤字膨胀而通货紧缩、内需不足再度抬头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要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做出新的选择。选择无非是三条路：1，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保持GDP的快速增长。但国债和财政赤字都已接近国际标准的临界线，再执行下去，将导致严重的财政、金融风险，代价很大。2，放弃扩张性财政政策，全面紧缩银根，目标是化解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但由于国债投资陡降，经济必然急速下滑，将出现低速度、低通胀、高失业为特征的全面经济衰退局面。3，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淡出，摆脱国民经济增长对国债的依赖，积极培育和发挥经济的内生动力，财政政策则向支持改革、扩大内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困难和落后地区转变。
我认为，第三条路是中央最可能选择的道路。在今年初就已放出过这种风声，之后，财政部长项怀臣又多次在讲话中透露这个意图。但为了防止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走低，还是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扩张的力度，今年上半年基建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6.1%，是近年来最高的。现在看，对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说不定明年就有这种可能。然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还不可能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问题，需要另辟蹊径。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国债投资的减少，对四川实现新的跨越将是一个严峻挑战。四川这几年GDP的增长，国债投资的贡献约在4－5个百分点之间，如果没有国债支持，四川的GDP增长率仍将在5－6%徘徊。今后相当时间，四川经济的增长还要靠投资来拉动，若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国债投资下降，拉动四川经济增长的投资源泉将从何而来？走出通货紧缩困境将用何策？这是摆在四川也是摆在西部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对策，同时需要寻求中央新的支持。
三、如何面对严峻的失业形势
目前我国正处在失业高峰期。衡量中国失业问题，通常采用四种不同的统计口径。一是城镇登记失业率，由政府发布。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681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6%。二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加上企业下岗职工。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加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人数约2000万人，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10%。三是第二种口径的人数加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冗员，估计2010年要有3000万人下岗。四是第三种口径再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估计为1.5亿人）。此外，我国每年还有1000万新成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现在急需提供就业岗位的是按第二口径计算的2000万人。
四川2001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高于全国的3.6%，加上国有和集体下岗职工，合计约130多万人需要提供就业岗位。
我国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岗位上，精简下来四、五千万富余人员，经过再就业，现在还有近2000万人处于待业状态。中国在几年时间出现经济增长而劳动岗位不增反减的现象，完全是中央在改革攻坚战中，勇于承担巨大风险，果断推进劳动制度改革的结果，是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这项改革，对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效率，形成市场化的劳动就业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项改革是要付出成本的，成本就是把这些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安排好，把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好。但是，解决数以千万计的失业人员就业问题，谈何容易？尤其在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难度更大。我国国企职工是在传统体制下作为企业的主人而就业的，铁饭碗、大锅饭的意识很浓，更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困难。现在一些地区由于下岗失业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情况时有发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解决这一矛盾，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一是政府必须切实负起责任。有些学者提出，我国的宏观政策取向应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这种主张不能说没有道理。按照世界各国通行的原则，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有四：一是经济增长，二是充分就业，三是通货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这四方面互有矛盾，同时做到是很难的，但许多国家都把充分就业作为主要目标。在我国无疑也应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但中国的现实告诉人们，在中国充分就业是难以做到的。在当前的失业高峰期，更难做到。从国家的宏观政策取向来说，经济增长还是最根本的，但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不把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放在重要地位。为此，在省财政的预算和支出上，必须有的切实的保障，资金不足，要尽力取得中央的支持。宁肯少上一些项目也要把这件事办好。
二是国企改革中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企业联合、重组、兼并、破产的工作还要不要继续进行？我认为，国企改革的这项任务远没有完成，从四川来看，国防企业的下岗再就业工作还基本上没有动。因此，这项改革还必须继续进行。但考虑到国家、社会和职工的承受能力，可以适当放慢步伐，减小力度，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
三是在宣传上要高度重视政策语言的运用，避免激化矛盾。今年初提出的弱势群体的概念，出现泛化现象，不但把残疾人、下岗未就业的职工、进城无正式职业的农民等说成是弱势群体，而且把范围不断扩大，连退休职工、贫困农民、出外打工农民等都列为弱势群体。若这样扩大下去，人数将达到几亿人。这种概括是不科学的，容易激化矛盾，政治上更为不利。我们要承认社会上存在弱势群体，但只能界定为没有劳动能力、需要国家和社会援助的人群。其他困难的人群，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一概用弱势群体加以概括。失业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消除的现象，经济周期、技术进步、结构调整等，都可能带来失业，关注失业和推进再就业是任何社会制度的政府的职责，不应视为援助弱势群体。
最近有一项研究，把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其中，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列为第一阶层，把经理人员列为第二阶层，把私营企业主列为第三阶层，而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则被列为第八、第九阶层，最后一个阶层则是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这本书一出，舆论哗然，工农群众尤其不满。这种排序，使他们感到，中国的国家性质是不是变了？有些人还象毛泽东在文革中喊的"老九不能走"那样，也说"老八、老九不能走"
了。不同的是，毛泽东当时讲的老九是知识分子，现在讲的老八、老九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劳动者。我认为，在经济社会大变革时期，研究社会阶层的变化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公开发表上不能不讲政治策略。《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研究报告》一书，就是只作研究、不讲政治策略，我们应以为戒。
与这些说法相联系，还有一些语言，如，"买断工龄"、" 转换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等，是直接伤害职工感情的，但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新闻传媒的报道中经常出现。在这方面政府是有规范的政策语言的。所谓"买断工龄"，规范的政策语言是，解除劳动合同，下岗职工按工龄长短给予"经济补偿"。不用政府和企业给下岗职工以"经济补偿"的说法，而用政府、企业与职工间买卖工龄的说法，把问题的性质颠倒了。本来职工对下岗就不满，用这种语言来对待他们就更有意见了。用钱来"转换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的说法更荒唐。现在我们进行国企改革，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相应进行劳动制度改革。在原国有企业里，职工并不是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在劳动关系上是国有企业的雇佣劳动者，只是工资和福利待遇与集体所有制职工有一定差别。无论产权和劳动关系都与职工的劳动者身份无关。现在改革中给职工以"经济补偿"已经考虑了这一因素，怎么可以说是用钱来转换身份呢？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矛盾已不可回避。弱势群体的概念和口号虽不再提，但这个概念在城乡的影响却广泛存在。如何解决城镇失业职工的再就业，如何保障未就业职工的最低生活水平，如何在国企改革中继续推进这项改革，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如何运用正确的政策语言做好宣传教育工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四、迎接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浪潮
我在学习周永康同志在省八次党代会的报告时看到 "全国呈现出东部地区快发展、中部地区再崛起、西部地区大开发的局面"这样一段话。我想，这些话不是周书记讲的，可能是引用中央某位领导同志的语言。这段话描绘了全国的形势。我看了后的直感是，我们是不是又在大跃进了？不久前，我到了广州、深圳、青岛、天津、北京、海口、昆明，一路走来，确实感到东部沿海地区在快发展。以广东为例，他们正在把广州的中心城市功能南扩至50多公里外的珠江口――南沙，把广州从一个沿江城市变成沿海城市，真正成为珠江三角洲的核心，直接面向国际市场。他们公开把这一开发与上海埔东开发并论，从今年开始，广东省政府每年投资10个亿，三年30个亿搞开发，总投资将达到几千亿元。再说深圳。我国加入WTO后，特区再不可能实行特殊政策，一时发生困扰。最近听说正在谋划两大举措：一是将三个保税区合并，向中央申报为"自由港"；二是，把我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后的20个领域提前在深圳实施。这两条，将为深圳提供更优惠的对外开放条件；香港以WTO成员的身份提前进入深圳，对解决香港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也很有利。再说上海和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资和台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和高新技术产业形成涌入之势。投资600亿元的上海洋山深水港建设正式开工，不久，上海将成为太平洋西岸的国际航运中心。再说环渤海经济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津京唐地区，正在以传统重工业的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重的态势快速前进。
东部地区这种快发展的形势，如用数字来表达，就是我曾看到过的2001年东中西三个地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数字。这组数字大体是：东部4000多亿元，中部2000多亿元，西部1000多亿元（可惜我没有找到刊载这组数字的报纸）。差距之大，另人吃惊。还要提及的是，西部的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要在东中部来实现（采购设备和材料还其他物资），这样，西部的投资实际上又减少了一块。
以上这些给我的印象是：东西部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拉得更大了；拉大不仅表现在量（GDP和人均GDP）上，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质上，东部的产业正在上升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新层次；拉大不仅表现在东部内生力量增长很快，更表现在有比西部强得多的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吸引力。
东部所以能够加快发展步伐，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个世界性的产业转移新浪潮正在向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滚滚而来，新的国际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正在显现。具体表现是，日本、台湾、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正在把IT、汽车、机械、化工等成熟产业纷纷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中国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新的提升期。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江苏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依靠多年对外开放积累的经验、政策和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国际产业转移。近日，全球500强企业美国通用电气集团又在无锡新区增资建立新厂，开始生产核心产品。美国GE公司全球副总裁陈治说："我们在这里的业务始于B超，后来是监护仪，现在我们又把磁共振的磁体从美国、日本转移到这里。我们得保证无锡生产的是世界级质量的产品。"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利用外资和引进项目分别增长了60%和90%以上，全省利用外资达530亿美元左右，成为全国利用外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昆山是江苏招商引资的重要地区，今年上半年，昆山市每天合同利用外资近1000万美元，每天出口额超过1000万美元、每天实现财政收入超过1000万元。上半年，江苏省继续出台政策引导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零散投资向大公司、大集团的大额投资为主的战略转变，使外商投资由传统的轻工、纺织、建材等传统领域向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聚集。截止到六月底，15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江苏投资举办了500家企业。（引自中央电视台7月6日新闻联播）现在世界舆论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指得就是这种转移浪潮将要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
世界性的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伴随技术进步而产生的规律性现象。主要动因是，技术进步迅速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产业的科技优势地位，将本国已经成熟、即将过时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国则发展更高层次的产业；而发达国家之间则在高层次的产业上分工协作。由此形成一种国际分工格局，前者为垂直分工，后者为水平分工。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造就了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应地，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美、日等发达国家则退出劳动密集产业，大力发展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日本的重化学工业、汽车工业、家用电器产业、IT产业都是在这种产业转移和分工中发展起来的。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趋于饱和、劳动力成本又大幅升高的亚洲"四小龙"，乘势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转移，仅80年代初，香港就有8万家工厂转移到珠江三角洲，90年代以来，台湾约有5万家企业转移到大陆，使珠三角等地区实现了产业升级；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则着力打造IT产业、汽车工业、重化学工业，使整个产业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台湾成为世界第三大IT和IC产业生产地，就是在这种世界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中发展起来的。最近几年开始的世界性产业转移，是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兴材料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出现后的产物。发达国家要集中力量占领这些产业高地，同时在本国生产家用电器、IT产品、汽车、化工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又很高，于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低、政治社会稳定、市场广阔的中国沿海地区又成为吸引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优势地区。世界500家大的跨国公司有400家已登陆中国，电子通信、汽车、机械、石油化工等产业相继在沿海地区落户，电子零部件已成为世界性生产中心和配套中心。中国将成为跨国公司产品重要生产地之一，销售和配送的重要枢纽之一，活跃在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至少在沿海地区不是被张夸了的。
这一次世界性产业转移，对中国将产生几个大的、长远性的影响。一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将出现一次大的调整，沿海地区将出现一次跨越性的产业升级；二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更大规模、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三是，沿海地区在产业之间将出现一个挤出效应，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步退出，转移到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其他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这些产业的所有者主要是港台企业家和东部企业家，转移主要还是由他们来主导；四是，中国的现代物流业、陆海空运输业、现代通讯业、服务贸易业等，将快速发展起来。五是，中国内地发展起来的强势产业，内地的软硬环境已不能满足他们进入国际市场的需要，将出现一个向沿海地区转移的趋势。最近炒的沸沸扬扬的长虹到广东投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四川的交通运输条件不能解决长虹产品运往美国的需要。
我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讲东部的情况，提出我对当前世界产业转移的看法，是想向诸位领导说明，西部大开发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新的重大的变化。东部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台柱子。国际跨国公司看好它，中央政府依靠它，它本身又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东部的高速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部的差距继续拉大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必须做出调整，特别是财政、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扶持政策，资源输出与就地发展加工工业的等等政策，都要调整。否则西部大开发就难以推进。与此同时，西部特别是四川，要从世界产业转移中找机遇、抓机遇，尽可能地把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过来，争取在某些领域成为"世界工厂"的一员。乐山菲尼克斯公司，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
五、四川的根本出路：努力打造吸引外部资本的优势条件
四川地处内陆，经济落后，自我积累能力很差，没有外力的支持，很难有大的发展。建国后四川经历的三大开发时期："一五"、"二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现在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时期，都是靠国家投资建设的。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重点转向东部沿海，四川为了冲破盆地的束缚，获得对外开放的利益，曾经提出"借船出海"、"
借边出境"、" 借鸡下蛋"、" 借台唱戏"等口号，企图利用沿海、沿边的条件，使自己走出国门，求得发展机遇。但因决策和投资失误，没有成功。到上世纪末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止，整整50年，四川的投资和建设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为，主要建设项目基本上是为保障国家安全、为国家提供资源的项目。国家在四川投资，四川就有"戏"，没有投资，四川就没有"戏"。
50年后的现在，全国和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体制都发生巨变，"国家在四川投资，四川就有'戏'，没有投资，四川就没有'戏'"的格局也在改变。我们在乐山高兴地看到，过去人们总以为只有沿海才能发展开放经济，而现在地处内陆的乐山，通过吸引外资和内资，已走上开放经济之路。它的产业特色是：以世界双遗产为品牌的旅游业
，以摩托罗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世界银行国际公司扶植的新兴产业，引进内资重组的特色产业，初露锋芒的产业化、外向型农业。乐山的经验给四川许多地方指了一条路：彻底实行对外对内开放，积极吸引各种外部资本来发展自己之路。
但是，四川与沿海、沿边地区比，由于处于区位劣势，吸引外部资本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但也有很成功的案例，如摩托罗拉投资乐山建立的菲尼克斯公司；四川也有培育现代化大企业条件，已成功地塑造出长虹这样的大彩电公司，但也不断出现留不住本地资本、大公司到省外投资的现象，如希望集团、托普集团、长虹集团。特别是长虹到广东投资，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其实这两种现象，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值得鼓励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从研究四川对外开放条件的角度来看，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进行对比，又十分必要。为什么摩托罗拉、国际公司、三九集团、广东佛山建筑陶瓷等企业愿意到乐山来投资？为什么希望集团、托普集团、长虹集团要投资到外省？情况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引进资本还是资本外流，都与企业的成本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四川要引进外部资本、留住本省资本，前提是拥有市场或未来市场前景广阔，同时要符合一个公式：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沿海。如果大于沿海，是没有人愿意来投资的。
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最重要的是竭力打造四川吸引外部资本的优势条件。
我认为，四川吸引外部资本的优势条件有六：
一是廉价电力。四川必须采取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把电价保持在全国最低水平；
二是廉价天然气。现在四川天然气价每立方为0.6－0.7元，在较长时期内力争保持这个水平；
三是廉价而丰富的水。油、水、粮都是中国的战略资源，都存在安全问题。水应作为商品买卖，水价由市场决定。四川有条件保持全国最低的水价；
四是廉价和高素质劳动力。要大规模地开展对农村少年、青年的文化、技能以至外语的职业培训，大大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最近，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做出的加强职业教育的决定，对四川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大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是国防高科技。四川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向民用企业转移，与外来资本结合建厂，也可作为股权到外地投资。
六是特色资源。只有四川才大规模拥有的自然资源。如水能资源、钛资源以及其他矿产、生物资源和农产品资源。
我认为，四川只要把这些方面打造成优势吸引力，外来投资者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就会<沿海，他们就会到四川来投资了。
与此同时，四川要努力改变过去那种西部开放资源、东部加工增值的分工格局，在开发水电、天然气和其他资源并输向全国的同时，还要利用这些廉价资源发展高耗能产业、天然气化工业和其他制造业，使四川形成资源开发与资源加工并重的产业结构。当然，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
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我在前面说过，四川近年来经济所以增长较快，重要原因之一是抓住了结构调整这一主线。但比较而言，产业结构调整落后于区域结构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是块块问题，有城市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调整较易；产业结构调整中，工业结构的调整是条条块块问题，由于部门和地区分割的体制没有解决，调整起来难度较大。
四川的经济结构，与全国比，有许多特点。一是农业比重高，农村人口多，农民收入低。这是制约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从GDP中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看，2001年大体是22：40：38。二是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但国防工业多，重工业多，"大而全"、"小而全"企业多，拳头产品少，产业链条短；三是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业多，现代服务业少。总体上看，四川整个国民经济还刚刚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比全国至少要慢半拍，比东部慢一拍。如果四川不在工业化上下功夫，不能在几年之内树立起几个主导产业，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的6大支柱产业，比较符合四川实际，应抓住重点，加快调整建设步伐。
（1）发电力工业和高耗能产业。金沙江上的溪落渡、向家坝两个大水电站的建设方案已经国家论证，开工已为期不久。与之配套的火电建设，包括煤炭、铁路和电厂的扩建已经开工。宜宾作为建设基地的城市规划已经形成。这是一个投资上千亿元、规模超过三峡电站的巨大工程，无论建设期和建成后，对四川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根据三峡电站建设的经验，在建设期间，将形成8大主要市场：建材市场（钢材、木材、水泥及其他地方材料）、工程机械市场（挖掘机、起重机、大吨位运输汽车等）、电站设备和输变电设备市场（水电火电机组、输变电设备等）、施工工程市场（大坝、堤岸、水渠施工等）、房地产开发市场（城镇、居民搬迁、重建，城市建设）、运输市场（材料、设备运输、土石方运输）、劳动力市场（大批施工用劳动力）、日用消费品市场（为电站建设者通过物质文化生活保障）。四川应该"近水楼台先得月"，争取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建成后，四川应利用廉价的水电，就地发展高耗能产业及其他制造业，使宜宾及其上游地区成为国家的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使宜宾成为长江上游的另一个中心城市，其规模、功能、作用将超过宜昌。这是一项需要提前几年做准备、建设周期上十年的工作。建议省政府尽快建立相应的机构，专门筹划这件事情，让全省各地都能从中得利。
（2）打造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IT产业在四川具有传统优势，现在又有了新的发展。IT成为四川的支柱产业是题内应有之义。现在的问题是要规划和整合，形成有特色的产品和产业链。根据已初步形成的布局看，应依托乐山739、菲尼克斯等企业，努力向IT上游产业，包括单晶硅、多晶硅冶炼、晶片生产、集成电路生产和设计等方面发展；依托绵阳长虹向彩电、背透及其他高端产品发展；依托成都现有企业向软件开发中心、IT研发和设计中心、IT零部件生产和供应中心发展。
（3）重组和提升机械工业。四川的机械工业特别是重型机械工业有相当强的基础，具有形成国家重型设备、电站设备、工程机械设备制造基地的能力。对这些企业的改革、改造、改组应有专人研究，提出方案，不可畏难而退。
四川还拥有很强的机加工、铸造、模具、锻压等先进设备，但都分散在各个行业和企业，加工任务严重不足，甚至长期闲置。如以某种机械产品为龙头，组成以设计、开发、组装为内容的"虚拟工厂"，把零部件分散到拥有先进设备的工厂去加工，然后到"虚拟工厂"
来加"芯"、组装。这样，完全可以在不改变设备的企业所有制的前提下，开发出若干条新的机械工业产品的产业链出来。这里的关键是产品的选择和"虚拟工厂"的组建，要有有志者、有心人去干这样的事。四川汽车工业在全国没有地位，但成为某些主要部件（如汽缸模具）的生产供应地是可以做到的。
（4）开发新的天然气化学工业。四川是新疆之外全国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大省。重庆直辖后，四川的德阳、成都、达川又发现储量可观的新的气田。四川气价相对便宜，除用于民用和工业燃料外，应在新的天然气化工上有所突破。目前世界上天然气化工科学技术的研究突飞猛进，以天然气为原料的30万吨乙烯、制造光盘用的原料碳酸酯等均已大规模生产。不久前，泸州天然气化工研究设计院为洛阳石化设计了一个包括四种新产品的天然气化工生产项目可行性报告，这份报告已送到中石化。我从报告中看到，洛阳石化用的是新疆东输的天然气，气价为每方1.05元，测算结果，利润还不薄。洛阳可以搞，四川的条件比洛阳好得多，四川为什么不搞呢？四川应走出仅能生产尿素等低档产品的峡谷，向天然气化工高档产品领域进军。
（5）发展以绿色猪肉加工业为代表的食品工业。"四川粮猪安天下"久负盛名。天下者，全国也。至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四川讲话中还号召全国支援四川养猪。但迄今为止，四川仍然是原料猪产地，而非肉食品加工地，更不是出口加工地。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猪肉的需求已出现高、中、低三个档次。高档次是绿色保鲜肉，即无农药和激素等残留物、而又能保鲜的猪肉；这类肉主要出口；中档次是国内大城市超市销售的保鲜肉；对农药残留的要求还不太严格，但要求高温冷藏保鲜；低档次是农村集市和农户现杀现卖的肉。四川作为养猪大省，优质猪肉大省，应以发展绿色保鲜肉为目标，形成多条产业链。绿色保鲜产业链是很长的一个产业链条。它的源头是良种猪和无公害饲料及科学饲养，中间环节是在恒温、无菌条件下的屠宰、分割、包装，通过一系列的冷链，如冷藏库、冷藏汽车、冷藏火车、冷藏船，最后到达超市的冷藏柜。冷藏温度不是过去的0下20多℃，而是0下2－4℃。这样的肉才能保鲜。以养猪为中心，可以发展出养殖业、饲料业、肉类加工业、冷链制造业、肉食品制造业、生化药品制造业、防疫药品和机械制造业、皮革制造业、肉类出口贸易业等多种产业。其产业链条之长，跨越领域之广，为其他许多产业所不及。建立起这样的支柱产业链条，需要龙头企业，需要科技支撑，需要多个行业分工、协作、配套，需要体制创新，需要由传统小生产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思维。以上这些条件，靠自发产生，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在1994年集中时间对四川、重庆、河南、山东、上海、北京等地的肉类加工业做过系列调查，在山东枣庄开过肉食品加工国际研讨会，介绍过国际肉类加工的发展趋势，希望能把四川肉产业推向全国，走向世界，为此，还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写过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据说，当时这方面的领导人忙于打造自己的政绩，不屑一顾。我希望省、市、县政府能关注这个跨越工、农、牧、食、贸产业的发展，提出政策举措，选几个有志者来策划这件大事，不要象过去那样，津津乐道，无所作为。乐山井研县食品公司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成功地出口新加坡，我相信"有志者事竞成"这个古训。
七、培育和发展四川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一般是指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债券市场。我认为这个内涵过于狭窄。资本市场应由三个部分所组成，即证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银行。为什么要把产权交易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也说成是资本市场呢？我认为，产权交易表现为物质形态的资产的买卖，或表现为股份形态的股权买卖，无论那种形态，都要用货币形态的资产价格来计量。因此，本质上也是一种资本交易。它与股票、债券交易不同的是，股票、债券上市后，可以频繁转手，不断让渡所有权；而产权或股权则为相对固定的所有者所持有，如要转让，按《公司法》的规定，必须首先转让给本企业的其他股东。银行总体上看是间接融资，《银行法》规定，银行不能混业经营，不允许银行经营证券等业务。实际上，许多债券都是由银行购买的，一些证券公司和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买卖股票、债券，用得都是银行的贷款，这说明，银行实际上已进入了直接融资市场。所以把银行包括在资本市场的概念之中，并没有什么不妥。我在这里所说的培育和发展四川的资本市场，指的是这三个方面。
四川是全国最早的股份制发祥地：全国第一篇股份制文章是四川社科院的学者1986年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全国在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最早是从四川开始的；全国第一次股份制研讨会是1986年在自贡召开的；全国四家最早发行股票的公司，成都蜀都大厦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成都的"红庙子"是全国最早自发形成的股票市场；
全国早期的上市公司，最多的是四川的企业；全国的产权交易市场，四川最活跃。这些情况说明，四川人有相当强的改革意识、金融意识和风险意识。由于红庙子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违反中央政策，被国务院明令取蹄。自此，四川的资本市场陷入困境。而在上海、深圳，除国家设立的证券市场外，产权交易市场仍继续进行交易；一些地方的产权交易、未上市公司的股票托管式交易也在进行。
全国各地的产权交易市场，是国家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局时陆续建立起来的。国企改革中的联合、重组、兼并、破产多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上海产权交易市场规范较早，监管严格，对国企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撤销，产权交易市场又明令停止活动，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国企改革中涉及的产权及资产价格等问题，都是由双方协商，政府官员批准，而不通过市场竞争。全国每年数以万亿元计的产权交易，方式、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但没有公开、公正、公平，而且往往是随心所欲，几乎没有任何规矩。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被侵吞，就成了无法避免、又无法查清的事情。今年，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出面提出建立产权交易市场的问题，可见事态之严重。
四川的资本市场是诸多市场中的弱势市场。当前急需做的有三件事。
（1）尽快建立四川省的产权交易中心。四川省原来就有产权交易中心，因为被明令禁止活动，而且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尚未处理，因此，应另建新的产权交易中心，不承担处理过去遗留问题的责任。同时政府应对遗留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以利新机构的工作。产权交易中心基本上按上海模式建设，由三个机构组成：一是产权交易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的、按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产权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二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是产权交易中心的领导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成员组成，省长是当然的委员会主任。三是监管办公室。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决定设置，对产权交易所的交易活动实行监管。规范这三个机构的组织条例，应由政府或人大制定，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加以实施。上海已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规式文件，许多都可以借鉴。为了约束产权交易者的行为，所有交易都应在交易中心挂牌进行，产权变更都要由交易中心出据证明，否则工商部门不予变更登记。场外达成协议的，也要经过交易所办理产权变更手续。
鉴于过去省和市都建立产权交易机构产生的弊端，我们建议全省只在成都建立一个机构，交易集中在一个机构进行。这个机构由省市共建，由省监管；也可考虑在有条件的市建立分支机构。
（2）对未上市的股份制企业的股票实行托管，进行柜台交易，形成三板市场。现在全国约有6000余家未上市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约有数百家。这些公司都向社会公众发行了股票。为了使这些公司的公众股票也能流动起来，全国有些地方，如深圳、河南等省市都实行了股票托管制，即把各个公司股票集中委托给一个机构进行柜台交易。这个机构有些是产权交易中心，有些是某证券公司的营业部，有些是从产权交易中心分出来的独立机构。根据我们的了解，成都市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既活跃了金融，又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保障了股民的利益，是一举三得的事。建议省产权交易中心建立后，尽快把这件事做起来，为建立三板市场打下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多建立一些非上市的股份制公司，也可以从中培育一些企业在主板、二板市场上市。
（3）对现有上市公司进行整顿、规范和重组，使之成为优势企业。四川现有上市公司50多家，少数发展较好，多数业绩不佳，能够配股的企业更少，有些已被外地企业控股，新上市的企业近年来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应看成是四川资本市场的停滞，甚至是危机，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进行一次调查，在此基础上开一次研讨会，制定有效对策，然后一个一个企业研究落实。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是企业的资源，同时也是公共资源，政府如能把这一资源运用的好，就可以在股市上筹得更多的建设资金，同时还可以把一部分国有股变现，用于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解决困扰财政的难题。国家停止国有股减持，是为了避免挫伤股市，并非取消国有资产、国有股权有偿转让的政策。在企业产权改革中，联合、重组、兼并、破产等都离不开国有资产、国有股权的转让问题，应当大胆推进，不要片面理解，更不要捆住自己的手脚。四川过去受过批评，我们已经停了、改了；不要"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积极筹建新的上市公司是另一项重要任务。要有专业部门、专业人员、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有目标地推进。企业上市要和企业重组、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尽可能不在走子公司上市、母公司背债，或子公司上市，养母公司的老路。
八、积极推进深层次的国企改革
深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我认为应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二是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的改革，三是企业组织形式上的"大而全"、"小而全"和以城市为依托的专业化、社会化的改革。相应地还要进行投资体制、财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有些是地方可以办的，有些要中央有关部门配合起来办才能成功。我过去说过，国企改革要政府和企业两个轮子一起转，因为企业是国有的；现在看，政府这个轮子也得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一起转，因为大型企业多数是隶属中央并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管理的。因此，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比过去要大得多。
（1）继续加强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从总体上看，四川县级国有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完成。国有资本已基本退出县域经济领域，今后，除重大基础实施外，国家不应再向县域经济投资。县域经济应坚持走民营经济、或混合经济为主的道路。但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却严重滞后，有些还未开始。有些企业虽然已经上市，但国有股一股独大，而且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实际上等于没有改革。实践证明，国有企业不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无异于一句空话。但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很大。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总量很大，必须有战略投资者进入，才能把它吃下。战略投资者从哪里来？要到国内外大型企业、大的投资者中去寻找。如德阳的二重，宝钢、武钢是否可占有它的股份成为它的战略投资者？是否可与宝钢、武钢联合重组？是否可以同外国企业或外国资本进行合资？德阳东电是否可再从日本、德国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是否可吸引有实力的民营资本进入？是否可象成都发动机公司（420厂）、沈阳发动机公司（410厂）那样，分部门改革、分部门搞活，进而实现全公司的改制成功？总之，思路要宽，门路要多，不要囿于地方利益、"民族工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等传统观念而固步自封。
（2）打破条块分割的体制。条快分割是中国体制的痼疾。改革开放20多年来，讲了多年，改革了多年，就是打而不破。直至现在，企业仍然有中央属、省属、市属之分。人们理直气壮地批判地方保护主义、诸侯经济，殊不知根子不在地方，而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在中央、地方、部门的利益关系。这种条块分割的体制非打破不可。企业就是企业，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政府机构作它的婆婆呢？既要有婆婆，又要求政企分开、党企分开，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当前改革的任务是攻坚，条块分割就是一个"坚"，一定要把它攻下来。企业的属性是有老板（资本所有者），无上级（行政管理者），这是改革的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朝这个方向努力，改革的方法不讲自明。
（3）破除企业的"大而全"、"小而全"，加速专业化、社会化。
我国工业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体系，是改革久攻不下的传统体制的堡垒之一。其所以这样顽固，有企业"万事不求人"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根子还在于全社会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很低，不能适应企业改革的需要。而全社会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之低，又在于条块分割的体制和政府职能转换没有实质性推进。近几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社会统筹的实现，就是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能、打破条块分割、解脱企业社会负担的结果。从这个事例看出，解决"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不断提高专业化、社会化的水平，必须企业和政府两个轮子一起转，才能成功。
从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当前需要改革的有几类问题。一是，企业所办社会事业，有些要尽快由政府接管，如学校；有些要与企业脱钩，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二是，企业所办的运输、仓储、汽车修理等物流业，要独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三是，为本企业配套而成本又很高的零部件车间、分厂，应从企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与原企业建立配套关系，逐步实行零部件全社会以至全球采购。四是，为本企业生产所必须、但使用率又很低的设备、工具、检测仪器等，应对全社会开放，提供有偿服务。五是选择有市场前景的产品，组建"虚拟工厂"，产品的部件全部利用社会上现有企业的设备加工，"虚拟工厂"仅是提供设计、下达定单，制作软件，整体装配，检验销售。制造医用CT机的沈阳东大阿尔派公司、制造PC卡的成都国腾公司，都是这类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好处是充分利用了社会上各企业的先进设备，而又不触动所有制和条块分割的矛盾。六是，对现有的大、中、小企业，要通过市场竞争的选择和淘汰，形成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分工协作体系。小企业要向小而专、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特的方向发展，与大中型企业形成配套协作关系。七是，实行产品销售代理制和第三方物流制。现在企业最庞大的部门是原材料采购、运输和产品销售部门。这些部门应随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而逐步缩小。
实行以上这些改革，政府的职能转变和各种社会化服务企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衡量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高低，不是一个单一的标准，而是多个标准。专业化、社会化程度是重要标准之一。现在许多投资者选择投资环境所关注的条件，已经发展到能否就近配套、就近采购、就近提供其他服务。如果你做不到，他考虑到采购成本的上升，就不会在这里投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化协作产生新的社会生产力，这是一个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应具备的经济学常识。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事业发展了，直接促进GDP的提高，还可间接地、也可能是更大地提高第二、第一产业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2002年7月2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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