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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
邓翔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布罗代尔曾说过，城市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又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长期以来经济学者在对城市经济的理论分析却进展甚微，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的模型技术难以处理城市的规模递增效应和空间的经济运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兴盛，像克鲁格曼、亨德森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新方法分析城市经济，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一、城市化的内在动力
1．集聚经济效应
任何一个区域，无论是小的区域，还是一个大的综合经济区，它的全部产业在宏观上都要求组成一个规模适当、结构合理、联系密切的集聚体，才能最大限度获得集聚经济效应。在微观上，区域内的主要产业，特别是第二、第三产业，又总是成团地集聚在区内一些生产发展条件较为优越的点上，而不会普遍分散到全区各地。这是因为，把那些在生产上或分配上有着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有着相同指向的产业，按一定的比例，成团地布局在某个拥有特定优势的区域，有利于形成一个地区生产系统。在系统中，每个企业都因与其他关联企业接近而改善了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从中受益。因集聚而造成的有利环境，被称作集聚经济效应。
许多研究者在从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尼西亚的定量研究中均发现了制造业中的集聚效应。
表1—1韩国城市集聚经济效应估计
行业类型集聚经济效应（弹性系数）
传统行业（食品、纺织、服装、木材、造纸和家俱） 0.021
重型行业（金属、化工和塑料制品的生产和制造） 0.082
运输业 0.096
机器和电子设备 0.053
高科技行业（计算机、通信、电视、无线电和科技仪器） 0.056
资料来源：Henderson, Lee & Lee，1999。
表1-1就显示了对韩国不同行业的集聚经济效应的估计结果（Henderson, Lee & Lee，1999），其中，集聚效应用弹性系数来表示。假若某个行业的集聚弹性系数为0.06，那么就意味着本地同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1%，就会给企业的产出带来0.06的增长。这样，对一个城市中的某个企业来讲，假设与该企业同行业并同在本城的其他企业拥有1000名工人，该企业如果搬迁到同行业拥有15000名工人的另一个城市中去。那么，在不改变该企业自身投入的情况下，企业借助于集聚经济的外部性作用，可以增加20～25%的产出。
从表1-1可以看出，不同的行业集聚效应也不相同，其中运输业的集聚效应最高，重型加工制造业次之，而传统行业最低。
研究者还发现，在韩国，行业按集聚效应的大小确定的位次完全与行业在城市间的空间集中程度的位次相符。从而，重工业和运输业往往集中在一些高度专业化的城市中，以便充分利用当地的集聚效应；具有较低集聚效应的传统行业却分布得较为分散。不过，这种集聚效应对特大城市，如汉城来讲，却不起作用。
亨德森还发现，存在着与上述静态集聚效应相对应的动态集聚效应。由于存在着动态集聚效应，一个城市过去的产业环境将通过本地的知识积累影响到今天的生产率。因此，对于那些没有历史的行业来讲，企业的聚集是不利的，因为新的企业没有过去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所效仿。这一点很有启发意义。目前，以广东、深圳为首的华南地区均感到企业增长的后劲不足，而上海却以咄咄逼人的增长姿态令华南地区乃至香港感受到竞争的压力，许多大型跨国公司都将其总部从北京、广州乃至香港搬迁到上海。一些人将上海的吸引力和成功归结于这个城市特殊的工商业“基因”，实际上，这种“基因”就是上海曾经作为亚洲最大的金融、商贸和制造中心的“知识积累”或“历史记忆”。
2．信息外溢效应
除集聚效应之外，还存在与其相关联的另一种效应，信息外溢（information spillovers）效应。信息外溢需要较近的空间集结，其效应也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而迅速递减。当然，通信技术的发展正日益减少人们“面对面”接近和交流的需要。可新的研究却表明通信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却加强了人们“面对面”交往的要求。
除了这种行业内的联系之外，研究者还发现工人总的教育水平将会增进企业的生产率，增进的途径是靠提高本地信息外溢的质量来增加集聚的外部性。例如对美国的计量分析发现，一个城市中大学毕业生每增加1%就会增加高中肆业生的2.3%、高中毕业生的1.4%和大学毕业生的1.2%的劳动生产率。城市中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在高技术人员密集的生产性行业的生产率将从集聚经济、知识外溢和二者的相互作用中获益，美国的硅谷、北京的中关村就是典型的例证。
二、城市规模与城市最佳集中度
尽管存在着诸多有利于城市扩张的因素，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反向限制和约束又出现了。大量事实表明，随着城市的扩张，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将会迅速上升；此外，城市的扩张还带来其他方面的成本，生活费用上涨、交通堵塞以及涉及环境、健康、教育等生活质量都会下降。这些都是约束城市进一步扩大的自然力量。
由于城市的外部成本在相当程度上不由企业或个人承担，在城市进入完全不受限制，而要素市场又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城市会吸引人口大量涌入，常常使城市过度膨胀而超过合理规模，造成资源配置恶化。这是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的“城市博。联合国在其《世界城市展望》的报告中，也提醒发展中国家注意大城市的负面因素，以及为了避免城市的过度集中应发展新的中心城市（UN，1993）。因此，研究和发现城市的最优规模，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政策，对经济发展甚为关键。然而，城市规模往往受到历史、地理、经济、技术条件的影响，主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寻找城市的最优规模在理论上永远难以争论清楚。况且，不能脱离城市体系和城市的分布特征来谈论城市的最优规模。因为城市的规模、分布、方向是否合理，内部结构是否协调，关系到其中各个组成部分是否合理。
城市体系是由金字塔式的多级城市组成的，它们的规模不同，级别不同，主要功能不同，在城市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各级城市的功能是与它们的规模相对应的。在研究各级城市的最优规模时，一般着重研究的是系统中最基层城市的最优规模，然后以此为基准，按一定的比例关系来推算各级城市的最优规模。因此，在探讨一个地区的城市化问题时，对城市体系、城市规模分布以及与这两个概念相近的城市集中度（urban
concentration）的关注就十分重要。城市集中度反映了中心城市或首位城市在整个城市体系中的作用。
因此，在探讨一个地区的城市化问题时，在给定的城市化水平下，城市集中度或城市规模的分布可能会差别较大，而这种差别一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比如，在相同的城市化水平下，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可能较分散地分布在各个城市中，导致城市的集中度不足，难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规模效应。同样，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也可能过分集中于一个或两个城市中，这会提高交通费用、拥挤程度和生活费用，增加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城市公共服务的质量。因此，存在着一个最佳的城市集中度。
另外，还应从动态的角度看待城市最佳集中度。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较高的城市集中度对生产率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最初，凭借产业的空间集聚（经常发生在沿海城市），一国或地区将充分利用有限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如基础性的交通运输和通信设施以及管理和人才资源。这种空间集聚将加强信息外溢和增长知识积累（Lucas，1988；Black
& Henderson，1999）。最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分散化将最终出现。
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亨德森利用巴罗和MRW（Mankiw, Romer & Weil, 1992, 简称MRW）模型对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的增长状况与城市集中度进行了分析（Henderson，1999），结论认为，城市集中程度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并且在给定的收入水平和国家大小的情况下，都存在一个最佳的城市集中度（城市集中度用城市首位度表示，定义为首位城市人口占整个全国城市人口的百分比。
亨德森还计算出在不同收入水平下，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城市人口为2千2百万）最佳城市首位度的变动情况，（若城市人口达到5千至6千万，结论仍然适用）。
表1-2城市集中度和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最佳城市首位度（第一大城市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比率）因第一大城市规模过大或过小所导致的增长率损失（一个标准差）一个标准差的道路密度所提高的增长效应
低收入（1100美元）150.710.23
中等收入（4900美元）251.60.68
高收入（13400美元）231.60.68
资料来源：《地理与发展》，世界银行工作论文，2000年，2456号。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按1987年的购买力平价），最佳城市首位度就停止增加，然后就开始下降。在中等大小的国家中，第一大城市规模在峰值时是相当高的，约占全国1/4的城市人口都居住在最大的城市中。表1-2还表示由于第一大城市规模过大将对该国的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影响甚大。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因第一大城市规模过大而导致的经济增长损失也相当高；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对投资的作用也相当显著，尤其是随着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分散化就变得十分紧迫。
根据比较分析，研究者发现以下国家的第一大城市存在着规模过大的状况，如阿根廷、智利、秘鲁、孟加拉国、泰国、日本、刚果、法国和希腊。
除了正向和负向的外部效应影响着城市的集中和分散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地理因素，阿德斯和格拉泽发现，第一大城市的规模与一国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成正比，同时还与该城市是否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首都、首府、港口城市关系密切（Ades
& Glaeser，1995）。
其次，国家政治权力的分权程度也对城市的分散有较大影响；同时，政府对区域间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对城市的集中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内水运系统、铁路、公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将大大减少城市的集中。研究还发现，经济开发程度却对城市的集中影响甚微。
三、城市趋同与城市演变的动态过程
1．城市趋同与“威廉姆森—汉森假说”
在城市的演变过程中，促进城市集中和分散的两种力量都起着作用。那么，一旦给定这两种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力，对城市的发展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另外，集中和分散的两种力量间的平衡又是怎样形成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增长的？根据威廉姆森假定，在从低收入水平开始的增长过程中，国家将首先经过区域趋异和产业集中的阶段。汉森将其解释为，在有限区域内的发展，目的在于有效地利用稀缺的基础性资源，诸如道路、技术熟练的工人和管理资源（Hansen，1990）。随着经济的发展，原先的发展区域变得拥挤，对进一步的投资服从收益递减的法则；并且，随着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投资，国家能负担起对其他区域的开发。这就会导致工业的分散，落后区域的增长和朝区域趋同方向的推进。因此，如果我们将城市视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的话，威廉姆森的倒“U”形假定理应是成立的。
因此，所谓的城市趋同（urban convergence）指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或区域内的城市集中程度将逐渐下降的趋势。城市趋同与国家或地区趋同的概念的内涵十分近似。城市发展中的倒“U”假说被称之为“威廉姆森—汉森假说”或者是“城市趋同假说”。
经验证据似乎也支持“城市趋同假说”。许多研究者（Shishido & Wheaton，1982；Henderson，1988；Ades
& Glaeser 1995；Henderson 1999）对国家中城市集中模式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国家城市的集中度将随着从低收入水平增长过程开始上升，然后在中低收入水平（按1987年的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人均收入大约为2500美元）达到峰顶，然后下降。
2．城市演变的阶段
“威廉姆森—汉森假说”或“城市趋同假说”主要关注的是针对城市体系和城市集中度的演变过程，而单独的一个城市或整个城市化也有着一定的规律，或者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1986年，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Northam，1986）曾把一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镇迅速集聚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当然，这只是就城市化过程的一般趋势而言。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异。
从空间结构演变的角度，我们大体可把产业革命以来近代城市化过程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
早期发展的集中的城市化阶段。在西方，近代城市化是与产业革命同时开始的。在产业革命前，少数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最初成为人口集聚中心。产业革命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人口、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活动向这些早期的人口集聚中心急剧集聚，从而形成区域的主要城市。这一城市化阶段，其主要特征为人口集中在比较狭小的地域范围内，高密度地经营着各种经济活动。
集中后分散的郊区化阶段。一方面，主要城市尤其是首位城市的集聚效应继续增强，诱致人口和产业活动从郊区以外的更广大地区向城市及其周围地区集聚；另一方面，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以及原有城市中心承载能力的限制，使狭小的市区已容纳不下集中来的人口和产业，不得不向城市的外缘地区扩散。于是，便开始了城市向郊区延伸扩展的趋势，亦即各种经济活动向郊区分散，中心城市郊区次级中心如卫星城镇大量出现。一般说来，城市经济活动向郊区分散的趋势首先是从居住活动开始的，然后逐渐地波及到产业活动。
分散后地方中心增长的逆城市化阶段。城市的郊区化导致了城市中心人口、产业活动的减少。当然，这一郊区化过程并非是无止境的，它同样受到其区域承载力的限制。这一限制导致了人口和产业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扩散。其结果，城市中心区和郊区人口都在减少，整个城市人口出现负增长或衰退。相反，作为区域次级中心的一些中小城市，其人口增长开始加快。这种以主要城市增长缓慢或出现衰退、次级中心迅速增长为特征的城市化现象，一般称之为“逆城市化”。
此外，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新的城市体系与格局正在形成，这必将形成新的城市发展阶段。因此，对不同阶段城市演变的影响因素除了集聚经济、规模不经济外，技术变动是另一个主要因素。
3．城市化演变的动态过程——以韩国汉城为例
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史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往往集中于一个或两个大城市中，根据威廉姆森的假定，经过某一点后，工业将逐渐分散。工业的分散比人口的分散更为迅速，并将较快地转换城市中的产业构成。最初，工业一般分散到大城市的城郊和远郊。然后再进入附近的卫星城，但一般都在原来城市的60公里的范围中。这种工业分散常常会造成城郊无计划发展和环境问题。在2～3年内，工厂和工人都将全部搬迁到附近的农村地区。第二波是将工业搬迁到落后地区，包括落后地区的城市和农村，从而远离原先的大城市。巴西和韩国的城市发展过程都有着这些特征。
表1-3韩国城市分散化过程
汉城的城市规模
年份1960197019801990
占全国城市人口的比例344138 33
汉城在其所在的省的人口和制造业份额（%）
年份1970198019831993
人口626367 61
制造业766145 30
资料来源：Henderson (2000).
表1-3显示出韩国汉城在1970年左右的相对城市规模处于顶点，而自1970年之后，汉城的人口和制造业在全国和所在省的份额开始迅速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工业的大规模转移所引起，当时，大多数行业，特别是化工和金属冶炼和加工业都转移到汉城附近的卫星城。
工业部门转移出汉城的关键动力是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租金；然而也存在着转移的阻力，那就是企业希望与汉城的官僚机构保持更紧密的接触，当时，韩国的经济仍是高度管制的经济。值得关注的是，在经过大规模的道路和通信投资，以及经济自由化开始之后，汉城的工业转移才开始进行。
综上所述，一个区域的城市化过程，就是区域城市体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人口、产业等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相对均衡的过程。这一相对均衡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集中——集中后的小分散——大分散后的小集中；而在城市规模等级增长率上表现为首位城市优先增长——地方中心或者大中城市优先增长——小城市（镇）优先增长。这种城市增长率与不同城市规模等级在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在发展初期，城市规模越大，由于集聚经济，其增长率较高。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其扩散效应也不断增加，区域承载力的限制使大城市发生增长瓶颈，如供给不足、成本提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产生集聚不经济。因而，大城市增长率将下降，小城市增长率则上升。至成熟阶段，不同城市的增长率差距不大，空间经济增长趋于均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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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ia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 19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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